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