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ài）的一则事例：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传》杀气腾腾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虽然很假，但实践证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国家里，虚伪往往比真实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

图书馆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尔赫斯就因常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写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西汉的国家图书馆保存了许多稀世的六国古书。刘歆皓首穷经，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经》。又将图书分门别类，撰写目录和简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称目录学始祖。

工作之余还研究一下数学，将圆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发现是《左传》。

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时间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养。

供养之所便是官办的太学，在里面混个“五经博士”当，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潜心学术者寡，征逐名利者众。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突围。

比如东汉最牛的学者郑玄，就因不满太学里的官僚主义和课题贫乏，四处求学，遍览群经，终成一代宗师。

早在郑玄之前，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对这帮学霸发起过猛烈的挑战。

刘歆是皇室宗亲，其父刘向乃著名学者。家学渊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汉成帝召见后，随刘向整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公羊传》的情况比较特殊，虽被归在“今文经”里（用的隶书），但其思想渊源成形于战国时的齐国人公羊高。

此人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认为是孔子之后最早具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

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公羊高。

作为家学，公羊学一直口传心授。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将之付诸纸面，定稿出版，是为《公羊传》。

时至武帝，独尊儒术，释《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当。

当年华山论剑，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败给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钦定下，公羊学从此成为官学。

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加之公孙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康有为看完《今古学考》，非常震惊，立刻跑回广州找到廖平，诉说自己如黄河泛滥延绵不绝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无表情地听他叨叨完，摸出两篇草稿，说自己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观点。

康有为抢过稿纸一看，标题是《知圣篇》《辟刘篇》。

治《公羊》的你伤不起。

在遥远的秦代，始皇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尽废六国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隶书。

焚书坑儒后，“挟书之禁”的法令规定，民间私自藏书可罪至“族诛”。这就造成了文化断层。

到了汉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古书”近乎绝迹——除非你扛着洛阳铲去盗墓。

就算真的挖出来两本，拿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晒，望着天书一般的六国古文，恐怕也没人敢买。

张之洞的思想显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进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识形态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比一般的洋务派更深。体用分离让他敢在教育上实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舆论相对宽容。但一涉及政治现实，立刻勒马回缰。

因此，把两边各打一棒的张之洞（“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实需要的是完全能为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陈三立屡向张之洞推荐陈锐，意欲帮好友谋到实缺。可惜传见前陈锐想多了，觉得诗与骈文皆张之洞所擅，不如专谈古文，攻其所短，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计定入见。张之洞问：“汝善何种文学？”

陈锐：“古文。”

张：“古文习何文？”

陈：“八大家。”

张：“八大家喜读何家？”

陈：“韩昌黎。”

张：“韩文最喜何篇？”

陈：“《原道》。”

张之洞连声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举杯送客。

陈三立得到的反馈是：陈锐不佳。

《原道》是韩愈为了扬儒抑佛而作，虽被奉为经典，但主旨异常保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继任院长是王闿运，廖平跟着他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底子。

就在康有为灰溜溜地离京的同时，廖平踏踏实实地考上了进士。

当了个把月内阁中书觉得没劲，正好已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极力延请廖平。

他想都没想，收拾行囊上路。

论办实业，张之洞不如李鸿章；但论精神文明建设，张探花还是锐意进取，既快且狠的。督两江时，江宁候补知府陈锐曾找过他。

以诗见长的陈锐先找到的是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政声卓著，和张之洞私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