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众目睽睽下，大头无法诿卸，只好硬着头皮提起了笔。

结果越紧张越没灵感，良久未出一词。

张之洞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张之洞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

发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这场叛乱，最生动地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初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难以均衡，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从此，如何均衡两者，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在放活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之所以放权让利，并非统治者慈悲大发，而确实是无权可用，无利可图。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日渐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

绝版财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极为频繁，昨天还携手打击顽固势力，今天便对掐起来。

一日，当着德国公使的面，袁世凯直言不讳道：“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话传到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耳中，他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气势当场予以反驳：“不错，但要看所办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而除了倒马桶，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洞的反击更凌厉。

某次军机会议上，一帮大清高级智囊讨论一件紧急军务，须立即拟稿。张之洞袖子一甩，当众推给不善作文的袁世凯。

历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证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党的暴动。以神州之大，热兵器时代的地方骚乱无非是群体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启超的启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趋利避害的行事逻辑，《少年中国说》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实亡于袁世凯的釜底抽薪。

废科举的催命符一祭，优秀人才各奔东西，再不必为了求稳坐在机关里看报喝茶混日子顺便祭奠一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体制内外的天平顷刻失衡。

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 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正义其实很简单，是谁的归谁。因此，偷民权、贪民膏可谓世间最不义之事。而不以为耻，反倒津津乐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就更令人作呕了。

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所谓的劣根性，绝非人性之必然。尊严，是被谁剥夺的？

好的社会能祛除黑暗，激发纯善，反之则只能带来绝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为迂腐，良知被讥讽为无用，只有金钱才能令人感觉安稳，衡量成功与否。

于是你幻灭了。

袁世凯终于明白，只有从价值观上彻底告别中国式成功学，人人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万恶的体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可惜因家境贫寒，父母将其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嫁给了先天残疾的姜家二少爷。

结果，上一页你还对她抱以同情，下一页她就变成了刻薄的怨妇，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又施加给女儿长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凶手，齐心协力地造就了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业。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