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中，人们怀揣着自私与虚伪的护身符苟活着。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意义与价值也不会来。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还将长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离散型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的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无视中央，部门不管全局。

官吏各谋私利，朝廷垮台与否早就与己无关，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大船。

这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巴泽尔困境”的真实写照——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占便宜。

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妄。一切都如宋祁词中所写：“因循不觉韶华换。”

当初宋人打不过金人，自嘲说：“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在听到诸如“无代表权不纳税”（英国《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等响亮的声音时，也只能空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程颐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在这片土地上却广泛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即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非由于本性邪恶，而是因为麻木不仁、脑袋空空。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当年隋炀帝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经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zhuó，砍）之？”结果后来果然被斫了去，一点剧情的逆转都没有。

这片土地似乎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屋子总会拆掉，繁华终归如梦，空余几个酸腐文人发些一文不值的黍离之叹聊表装饰。

兴亡循环往复，美好永难实现，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虚无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干粮。

这样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对一切漠然以对，成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久之，整个社会不再相信改变和进步能够发生，陷入到“对付着过”的失败主义当中。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日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邪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迎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更让领导感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幕僚们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凯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见张一麐危坐己室，仍在办公，便召与之谈，嘱令起草。

几次下来，张一麐倚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点的质量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在他的保奏下，张获封同知衔。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大人把官府办成了慈善机构。

一次，衙役送来一个小偷，自称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窃。张一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没判罪，还拿出几块银元，让他去做些小本买卖。

结果没过多久，小偷又因盗窃被抓了起来。张一麐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结果被职业猎头袁世凯盯上，在其力争下，张一麐改发直隶，任总督署文案。

张一麐12岁中秀才，16岁参加乡试，答卷极为老练。

考官怀疑有枪手作弊，在调集所有试卷检查后，发现确系张一麐手笔，乃录为第二。

监考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不禁赞道：“此子将来当有出息。”

在大头印象中，这是一个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荡不羁的阮忠枢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其为文既工且敏，别人数百言不能尽意者，他几十个字就表达清楚了。

除此之外，周学熙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二十万米长的自来水管铺遍了北京城。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各类企业，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理财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日方中。

听到有人念这副寿联，袁世凯就知道他的首席笔杆子阮忠枢（1867—1917）到了。

一同前来的还有于式枚、夏寿田和张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凯特别留意的是资历最浅的张一麐，因为这是他从张之洞那抢来的人才。

1903年的经济特科，举人出身的张一麐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证周详，被主考官张之洞列为第二，拟分发湖北任职。

三百里内严禁他人开采”。

周学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机械，又以人力挖了许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十面埋伏，场面异常恐怖。

产量攀升后，周学熙狂打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京津市场。开平煤矿不胜其扰，只好跟着降价，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东洋。当年唯一一家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启新洋灰公司趁势发展起来。

周学熙利用官商的优势，包揽了黄河大桥、交通银行等几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为降低成本，还让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乱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并暗中谋篇布局，打算夺回开平。

周学熙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他向大头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一个比它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再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

1907年，滦州煤矿公司成立。袁世凯为表支持，申明“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军需服务，方圆[...]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

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 “告缗令”，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贱的人物，而是“己欲达而达人”。

终张之洞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