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仗着自己是仁义之师，以为仁者无敌。这种信念，果然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

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

没有人喜欢攀结宦官，但人都喜欢攀结权力。读书人知道和宦官勾结，名声大为可虞，但眼前的利益，总是更有说服力，何况声名或许还有办法可想，张居正便是例子。在宦官一方，权力只是假象，一旦皇帝变了心意，“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兽散”。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

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祥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

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李斯是个杰出的人。有点让后人难办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确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头脑。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过鲁迅又加上一句“由现存者而言”，——是啊，别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副，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荀子的事业本在于将儒学改造为治术，其学说本身便包含权变的后门。且他及春申君的门下来路很杂，李斯所学，未必尽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权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同学韩非。韩非被李斯设法害死，可惜后来焚书不彻底，使我们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脉络。

二十年后秦一统天下，李斯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县制，第二是禁止学术，行焚书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门生，乃禁百家，焚图书，视师道如寇仇，岂不自断后路？说起这一点，宋人通常归罪于荀子主张人性恶，学说本身便不醇。如苏轼说，荀子性格激烈，平时高谈异论，一时口舌之快，足为李斯之激。

秦国虽强大，尚无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课辅导，便是为秦王立下平诸侯、成帝业的大志。当时关东之士，往投秦国的本来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让李斯主持大计，派辩士与剑客来招募六国名士，能利诱的利诱之，不能的刺杀之。

有过一个著名的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