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子思想对社会，固然是一种瓦解力量，但又何尝不是使社会免于走到极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庄子的性格一定是极敏感的，因为战国时，社会还大致松散，他死后两百年，绝对国家大功告成，国家社会把市民社会挤得更扁，庄子连后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这时，无处藏身，也许会另有一番崭新的说法。

屈原和庄子的一大分别，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或社会方案。《离骚》中有一句话，叫“众不可以户说”，而“户说”，正是庄子做的事。庄子哲学是个人的，并不包含社会的解决方案，前儒或拿庄子书，边翻边骂说，瞧，大家都如此，还有国有家么，怎么得了，这便是责人以其所无了。朱子说庄子“只在僻处说活”，是的，庄子确实不像儒者那样，说什么都是一囫囵，既然谈的是个体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间。他的思想，若当社会思想看，立显幼稚、肤浅，就是当人生指导，可能直接导致“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主义，要是怀此两种算盘，还是不要读《庄子》吧。

与庄子同时，还有一位屈原。若请庄子说屈原，一定会论为值得同情的反面教材。好好的一个人，非要以身试法，岂不愚蠢？但在屈原看来，自己是高阳的苗裔、楚国的贵族，对国家有义务，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实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离骚》中，屈原最后说“算了”——“己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一条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一个人，处在他不满意的社会环境中，何去何从，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洁，远离是非，还是跳到浑水里，想让大舟转向？是单骑独行，不以事功为期，还是招良聚莠，以恶抗恶？个人的力量极为渺小，集体又污浊，何弃何取？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无限度，这限度又在哪里？圆满的无趣，与破损的生动，哪个更值得争取，人生的意义，有无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

在庄子，改造社会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本身，便是个人的对头，至于政治，“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还躲不及呢。

儒家的特点，是对人事之外的物理世界漠不关心

仁政云云，是孟子思想中最不成熟的一部分。他的伟大价值，那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孔子思想中涉及个人那一部分的发扬者的，在他对个人感受的强调。他是儒学里的一颗炸弹，可惜磨洗千年，引信已经磨掉了，现在供在圣庙里，苦着一张脸，正有“辱己以正天下”之忧。孟子谈人生是内行，谈民生是外行，而今读《孟子》谈民生，就是买椟还珠了。

孔孟并尊，而他们的社会主张，并不一样。他们气质相通，生活的年代不一样，对自己的时代的评价不一样，假如孔子活在孟子的年代，大概也要少讲些礼，多讲些义。孔子哲学，不是为失败的社会准备的，孟子是。我们现在欣欣向荣，大家满心欢喜，一路狂奔，恨不得二十一世纪赶紧过完，三十一世纪马上赶到，这是不是多讲孔子，少讲孟子的另一个原因呢？

所以明人一边大讲自省，一边任由社会堕落，因为群己之间，这种理论并未建成一种联系，个人的道德退路，并不是社会的伦理出路。何况，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果真能提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吗？

明儒刘宗周说：“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这是孟子之学的要点。慎独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全独立，不受他人评价的左右，只对自己内心的道德呼唤负责。一方面，中国的道德哲学中，这是最深刻、最个人化的一种；另一方面，也是最不能给社会提供伦理基础的一种。儒学内含的反社会性质，在这里也最明显，最接近道家。这确实是一条内圣之路，但有几个人能实现呢？

古代中国尊孔尊了那么多年，儒生主管意识形态那么多年，道德主义盛行了那么多年，而实际的状况是，义务论色彩越来越稀薄，到后来只剩一张皮，真正执行的，是用戒条伪装起来的越来越彻底的功利主义。

孟子谈心性，就是要把道德的最终动机，建立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