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在不清楚明白知道某件事为真之前，就绝对不要接受它。换言之，即谨慎地避免卤莽和偏见，并除了那呈现在我的理性之中既极清晰明了，而又毫无怀疑余地的事物之外，不作任何其它的判断。

第二条，要把每一项在审察中的困难，尽问题所许可地划分成若干部分，好达到充分的解决。

第三条，要按次序引导我的思想，由最简单和最容易明了的事物着手，渐渐地和逐步地达到最复杂之事的知识，甚至在那些本质上原无先后次序的事物，也为假定排列层次。

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惟有健全的理性是为人人所最均等分有的。

又译《谈谈方法》，全名为《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寻找真理的方法》。文章以半自传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作者新的哲学方法及其形成过程。作者从几何学和代数学的优缺点总结出四条原则：

（一）不要把任何事物看成是真的，除非对它已经认识清楚了。

（二）要用逐步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解决问题。

（三）思考时，由简到繁。

（四）要彻底复查一切，做到确实无遗漏。

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

崇高的事情正如想象力要运用图形来想象物体以便构想出精神物质的概念一样，理性也要利用某种物体，它可以是通过感觉领悟出来的，例如风和光。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崇高的办法来进行哲学探讨，扩展知识，使我们的精神达到一个至高点。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整套我们不能跨越的、束缚我们想象力的框架。那些缺乏智慧，不能运用第一原理做出发现的人们仍将能够认识科学的真正价值，而这将使他们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事物价值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