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老先生是我在同时代的文艺界中，所最钦佩的一位前辈。

我第一次读到叶老的作品，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我母亲订阅的《东方杂志》上的《地动》和《小蚬的回家》，都是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他写得那样地自然活泼，对于儿童心理体会得那样细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动。此后，凡在报刊杂志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我都尽先阅读。我觉得这位作者，是个热爱儿童，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

二十年代后期，我又从顾颉刚先生那里借到了一本《倪焕之》。这是一本热情澎湃的书，说的是一位从事教育的有理想的青年，但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终于寄希望于未来的同自己全然两[...]

“嗯，给我两千块钱。”他的朋友回答说，拧着毛巾，他似乎不想多说。

“做什么用？”

“她需要弹药，她必须把弹药送到西山去。”

博雅先坐下，老彭也到了桌边，他的脸色清新愉快，一心急着想吃东西。

“她说东北大学有很多年轻学生和老师准备加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枪。”

佣人来倒酒，博雅看了看老彭，又看了看佣人。

博雅受到震撼，他从来不会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他研究地图，估计战斗中的兵力，分析蒋介石的声明，并预测可能的发展，从而订出自己对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没有一项细节，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部署，曾逃出他的关心。他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绝对支持不了多久。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甚至还渗入不可估量的军力——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这些使他获致了一项乐观的结论，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他颇感欣慰的是，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不但组成联合战线，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尤其被误认为汉奸，在[...]

兩人不能再無憂無慮地生活了。“一夜之間怎會添出這許多怕人的東西呢？”兩人讨論道，“無疑是我們尊稱他爲上帝的造來害我們的。這樣，他不是上帝，他隻是魔鬼，萬惡的魔鬼。我們沒有眼睛，給他哄到如今。好了！好了！也有看破他真相這一天！”這幾句話無形中解決了自古以來最難解答的問題：“這世界既是全能至善的上帝造的，何以又有惡魔那般猖狂？”原來上帝隻是發善心時的魔鬼，肯把旁的東西給我們吃，而魔鬼也就是沒好氣時的上帝，要把我們去喂旁的東西。他們不是兩個對峙的勢力，是一個勢力的兩個方面，兩種名稱，好比瘋子一名天才，強盜就是好漢，情人又叫冤家。

每涉及到男女間關系的時侯，“三”是個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數目。假使你是新來湊上的第三者，你當然自以爲少不了，那兩人中的一人也會覺得你少不了，還有餘下的一人定以爲你要不得，你更以爲他或她要不得。假使你是原來的退作第三者，你依然覺得自己少不了，那兩人卻都以爲你要不得，你也許對兩人中的一人還以爲她或他少不了，對餘下的一人當然以爲她或他要不得。據數學家說，一隻三角形裏不能有兩隻鈍角。不過，在男女三角形的關系裏，總有一隻鈍角。

上帝在人類滅絕後才出世，不知不覺中占有許多便宜。譬如兩個民族相鬥争時，甲族人虔誠地要求懲罰乙族，乙族真摯地望他毀滅甲族，使聰明正直的他左右爲難。這種困難，此時決不會發生。即如他的夢裏造人，若世間還有文人，就是極好的筆戰題目。據他将爛泥捏人一點看來，上帝無疑有自然主義的寫實作風，因爲他把人性看得這樣卑污，向下層覓取材料。同時，他當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因爲聽說“一切創造基于模仿”，試看萬能的他，也免不了模仿着水裏的印象才能創造第一個人。不過，不知道是古典派的理論不準确呢，是上帝的手工粗劣呢，還是上帝的相貌醜陋呢，他照自己樣子造成的人，看來實在不中意。他想這怕由于泥坯太粗，也許初次動手，手段還沒純熟[...]

因爲對自己最好的贊頌，是好象心上要說的，而偏是耳朵聽來的，有自贊那樣的周到和中肯，而又出諸傍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