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该和御手洗这样的人做朋友。他患忧郁症的时候，我为他操碎了心，现在他痊愈了，马上又来伤我的自尊心，真是没完没了。

“石冈君，你这个样子如果迷路可怎么办？”话筒里又传出了日语，“你一听到英语，竟连朋友的声音都分辨不出来啦！”

我的朋友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现在住在美国，拍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几年前，他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血汗工厂的。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认识了我。我当时帮他翻译过一点东西，后来一直保持似有若无的e-mail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一定要去看。之前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一定要“honestly”告诉他，我怎么看这个电影。

我昨天去了。看了之后，很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煽情了。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里，感觉他都在摇晃着观众的胳膊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

这是亟待要问个“为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十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十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

所谓“三日京兆”，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

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

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

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

世间之事，常有峰回路转的奇妙现象。

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

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他总是擅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他鼓励别人写书的热诚，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我的散文写作。他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