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

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

学生举办同学会时邀请老师，和前教师聚会时邀请过去的学生，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学生举办的同学会，是生活在当下的同伴们因怀念往昔而聚会，即把“过去”带进“现在”，而邀请的教师就是“过去”的代表。这次聚会却正相反，是把“现在”带进了“过去”。

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

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