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讲座。

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

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