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人如干此事，便买一匹蓝绸、一匹白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都把来与老身。老身却走过去问他借历日，央及他拣个好日期，叫个裁缝来做。他若见我这般说，拣了日期，不肯与我来做时，此事便休了；他若欢天喜地说：‘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缝，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请得他来做，就替我缝，这光便二分了。他若来做时，午间我却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吃。他若说不便当，定要将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语吃了时，这光便有三分了。这一日你也莫来，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以咳嗽为号，你在门前叫道：‘怎的连日不见王干娘？我买盏茶吃。’我便出来请你入房里坐吃茶。他若见你便起身来，走了归去，难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

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

乍对不相识，徐思似有情。杯前交一面，花底恋双睛。

西门浪子意猖狂，死下功夫戏女娘。亏杀卖茶王老母，生交巫女会襄王。

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只凭说六国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只鸾孤凤，霎时间交仗成双；寡妇鳏男，一席话搬说摆对。解使三里门内女，遮莫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来；王母宫中传言玉女，拦腰抱住。略施奸计，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才用机关，交李天王搂定鬼子母。甜言说诱，男如封涉也生心；软语调合，女似麻姑须乱性。藏头露尾，撺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调弄嫦娥偷汉子。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

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④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像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

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