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我来告诉你。”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波勒卡其区，1980年，就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掌权之后不久。我被逮捕那天晚上，一群士兵冲进我家，用枪口指着父亲和我，勒令我们跟他们走。那些混蛋连个理由都没说，也不回答我母亲的问题。那也不算什么秘密，谁都知道新政府仇恨有钱人。他们出身贫贱，就是这些狗，俄国佬打进来之前连舔我的鞋子都不配，现在用枪口指着我，向我下令。他们手臂别着新政府的旗帜，胡言乱语说什么有钱人统统该死，仿佛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一样。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冲进富人家里，将他们投入监狱，给志同道合者树立起榜样。”

“不管怎么说，我们六人一组，被塞在冰箱大小的牢房里。每天晚上，有[...]

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

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赤裸的双足。

有个卫兵按揿下按钮，房间里响起普什图音乐。手鼓，手风琴，还有如泣如诉的雷布巴琴。我猜想，音乐只要传进塔利班的耳朵，就不算是罪恶。那三个男人开始鼓掌。

“哇！哇！太棒了！”

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可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

“你知道吗，”拉辛汗说，“有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爸爸和我在说话。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记得他对我说，‘拉辛，一个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我在想，难道你变成这种人了吗？”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满足一个老人的临终遗愿。”他悲伤地说。

他把宝押在那句话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这仅是我的想法。他话中带着模棱两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说些什么。而我，这个房间里的作家，仍在寻找合适的字眼。最终，我吐出这样的句子：“也许爸爸说对了。”

“你这么想让我很难过，阿米尔。”

我无法看着他，“你不这样想吗？”

“如果我这么想，我就不会求你到这儿来。”

我拨弄[...]

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他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就是草丛里面的毒蛇，湖底的鬼怪。我不配他作出的牺牲，我是撒谎蛋，我是骗子，我是小偷。我几乎就要说出来，若非心里隐隐有高兴的念头。高兴是因为这一切很快就要终结了，爸爸会赶走他们，也许会有些痛苦，但生活会继续。那是我所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来听我诉说，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负着这个谎言度日。但没有人醒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着这个谎言。

虽说爸爸事业兴旺，人们总是说三道四。他们说爸爸没有经商的天分，应该像爷爷那样专研法律。所以爸爸证明他们统统错了：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还成了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爸爸和拉辛汗创办了一家日进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两家药房，还有一家餐厅。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

隔日早晨，我們到塔赫裏家裏，完成“定聘”的儀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馬路對面。他們的車道擠滿了轎車。我穿着海軍藍西裝，昨天我把前來提親的爸爸接回家之後，去買了這身衣服。我對着觀後鏡擺了擺領帶。

“你看上去很帥。”爸爸說。

隔日早晨，我們到塔赫裏家裏，完成“定聘”的儀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馬路對面。他們的車道擠滿了轎車。我穿着海軍藍西裝，昨天我把前來提親的爸爸接回家之後，去買了這身衣服。我對着觀後鏡擺了擺領帶。

“你看上去很帥。”爸爸說。

“謝謝你，爸爸。你還好嗎？你覺得撐得住嗎？”

“撐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高興的一天，阿米爾。”他說，露出疲累的微笑。

我能聽見門那邊的交談聲、歡笑聲，還有輕柔的阿富汗音樂——聽起來像烏斯塔德·薩拉漢的情歌。我按門鈴。一張臉從前窗的窗簾露出來，又縮回去。“他們來了。”我聽見有個女人說。交談聲戛然而止，有人關掉音樂。

塔赫裏太太打開門。“早上好。”她說，眼裏洋溢着喜悅。我見她做了[...]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我脑里一闪，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樱桃树下的雪地上。那天我跟哈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取笑他，问他愿不愿意吃泥巴证明对我的忠诚。而如今，我是那个被考验的人，那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我罪有应得。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让我明白我的一生，早在1975年冬天之前，回溯到那个会唱歌的哈扎拉女人还在哺乳我的时候，种种谎言、背叛和秘密，就已经开始轮回。

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他说。

一条终结轮回的路。

带上一个小男孩。一个孤儿。哈桑的儿子。在喀布尔的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