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踱来踱去，焦灼的目光落在昨日端方拍来的一封语近恫吓的电报上。内称庚子年裕禄当直隶总督时，因不听他（端方）速速拿办之言，袒护拳匪，最后酿成大祸，连命都丢了。

赵尔丰一再被激，终于举起了屠刀。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当场击毙三十多人。马队也得令出击，冲散人群。左突右撞中，踩踏致死者又有十多人。

四川巡防营统领（四川武装警察最高长官）田征葵杀红了眼，竟灭绝人性地下命士兵开炮轰击。眼见炮弹上膛，瞄准人群，成都知府于宗潼号啕大哭，扑到炮口跟前，以肉身阻挡，方才避免更大规模的杀戮。

五十多名死者，最大的73岁，最小的不过15岁，职业多为工匠、裁缝和店铺学徒，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无一公知，无一绅商。

外面，荷枪实弹的巡防营（新军成立后淮军、绿营缩编成的地方部队）与激愤的人群紧张地对峙着；里面，一众官员惶然无计，坐立不安。

赵尔丰命人传话，说可以派代表进来谈，只要答应开市，立即放人。

人群不听，冲破卫兵的防线，涌入辕门。

赵尔丰警告道：“不许再冲，否则开枪！”

人群仍不听，又涌进一道门。

总督署的官厅里，又等了三个小时，直到中午才见有人来传，说大帅有请。

到了另一厅堂，只见正中坐着的却是尹良。他环视了众人一番，宣布说奉大帅命，将尔等拘押。

软禁了群龙之首，赵尔丰当即着人查封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同时，一张告谕遍贴四方：

只拿首要，不问平民。速即开市，守分营生。

然而，在同盟会的煽动下，当天下午，成都市民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地从四面八方齐集到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

载沣极为窝火，给赵尔丰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必须平息乱局，否则严惩不贷。

赵总督被逼上了华山一条道。他私下获知，即将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怀联手，将以“有意庇民”为借口，谋取他屁股还没坐热的川督之位。

另一方面，同盟会又大肆印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为武装起义造势，而各地也相继出现抗捐抗粮之事，肝火上冲的赵尔丰终究在煎熬与挤压中丧失了理智。

9月7日，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同志会代表在尹良的邀请下，到布政使衙门会谈。

众人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着省长大人的面。忽然，上房仆人过来传话，说总督署打来电话，请各位即刻过去，阅看新到的邮传部电报。

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遗患，作茧自缚。警兵不毕命而衔泣，是谓无警；军队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谓无兵。无警无兵，四川大势已去，虽百赵尔丰无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席棚何以能任其搭盖？头戴万岁牌，何以能游行自如？省府为何地？督臣所司何事？无法无纪，造此怪象，尚复成何世界？！

次日，迫不及待的端方又电奏北京，申请派重臣赴川查办赵尔丰。

他的算盘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请，查办人选肯定是自己。因为上面那帮人最怕民乱发酵，从中央派人下来缓不济急。

果然，朝旨很快下达，命端方赴川查办。

谁知他并不着急启程，而是坐地起价，要求朝廷先划定他与赵尔丰的事权关系……

给王人文打下手时，尹良就大耍无间道。表面上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计；转过身去就跟盛宣怀暗通款曲，秘陈“隐情”，把王人文卖了个干干净净。

赵尔丰上台后，尹良依然同邮传部保持密切联系，向盛宣怀汇报赵的一举一动。

议事时，又总爱与赵尔丰耳语，故作神秘状，招致同僚种种非议。赵尔丰当面申斥多次，仍不改旧习。

同时，他还经常给端方发密电，对处置川民争路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端方在积攒了足够的弹药后，以老辣的文笔发起了弹劾：

袁世凯一再劝说自己这个亲家，就在汉阳待着，不要急于入川。端方不听，反而积极行动起来，目标很明确：扳倒赵尔丰。

同他诉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设巡抚，作为总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说尹良应当为督台大人分忧解难才是，但尹藩司不这么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总督遮风挡雨，不会为政治风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属官具体办事，少了承担行政过失的风险。

但无危意味着无机，风平浪静了很多年的他，做梦都想抓住一把晋升的天梯。

端方是在署理直隶总督任上下台的，原因极其搞笑——作为摄影爱好者，给慈禧的出殡大典拍照，结果被参。

因此，在复出的端方看来，当个四川总督都委屈他了，遑论铁路大臣？

当然你会说，可以先捞钱嘛。

但这真不是他的爱好。

作为学者型官员，端方死时包袱里只有一本《红楼梦》，身无余财，可见的确志不在此。

然而，这恰恰铸就了他和赵尔丰两人的惨剧。

于是，一封内容基本不变，但由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成都副都统、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盐运使、巡警道和劝业道等四川所有高级官员联名的电文火速发往北京。

赵尔丰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逼近，它来自于两双窥伺的眼睛。

血案惊天下

任命端方为铁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毕竟他曾在湖南巡抚任上协助张之洞办理过废约赎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经不起推敲了。

受此启发，写有光绪名号的木牌在成都卖断了货，标准格式是：中间一列写“德宗景皇帝（光绪庙号）”，两边写光绪生前承诺过的“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

川民人手一块这样的木牌，顶着满街乱走，也不喊口号，碰到熟人就交换眼色，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赵尔丰顿感压力山大。他再次致电朝廷，说“兵警难恃”（兵警多为本地人，同情绅民），建议将“借款修路”一案交资政院讨论，以塞汹涌之民意。

北京的回电措辞强硬，没有任何转圜余地。赵尔丰两头不讨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思前想后，只有发动“联署”这一条路可走了。

原来是股东之一，后来的民盟创始人张澜。

尴尬的开场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落幕，但赵尔丰并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实弹压”的朝电，而是耐心地向北京汇报情况，劝说中央接受川民的请求。

怀柔的姿态却无法阻挡愤怒的雪球越滚越大。由于同盟会趁乱渗透，运动开始向有组织无纪律的纵深方向发展。

店铺一夜之间集体关门，各种临时搭建的席棚在街头出现，里面供奉着光绪的牌位。前来跪拜的绅民络绎不绝，怒容满面，搞得赵尔丰非常被动，只好电请中央，问在拆棚的同时能否焚毁牌位？

对此，经常陷入意识形态悖论的天朝又一次选择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此事盛（宣怀）之乖谬，固不待言，所异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无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陈者皆为国至计，岂仅为争路争款哉？乃不蒙见谅，阁部过矣！

8月5日，抵达蓉城的赵尔丰不顾舟车劳顿，直接赶往川路公司，参加正在召开的股东大会。

他当场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话音刚落，就有一比《寻枪》里的刘结巴还急躁的人冲上台，对全场高喊道：“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

当年慈禧“西狩”，瞿鸿禨和张百熙两个湖南老乡同属逃难团成员。二人于西安行在相约，将来无论谁进了军机处，都帮对方活动，谋取两江总督一职。

后来瞿鸿禨当上军机大臣，却始终无力帮张百熙外放两江总督。以至于在生命的尽头，张百熙仍不无遗憾道：“别说两江总督，看来连一个巡抚都当不上了。”

由此不难想见川督一职在赵尔丰心中的分量。

当然他也清楚，比起边区的秣马厉兵，已如一锅沸水的成都无疑更加危险。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赶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经下台的王人文通信，获取信息。其中一封写道：

亲英的十三世达赖极为恐慌，一面上奏诽谤赵尔丰，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赵尔丰当机立断，提兵入藏，一举击溃由英国操纵的西藏伪军，迫使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

作为一名铁血丹心的爱国将领，赵尔丰在奏折中建议朝廷仿照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以杜绝英人之觊觎。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得失、勇于担当的治才却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时，赵尔丰清楚，这是要他去当救火队员。可即使如此，依旧欣喜不已——多少人想当还没资格呢。毕竟，对芸芸众官而言，省部级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为之倾倒，为之痴狂，韶华白首，至死方休。

众争之地勿往

被后人骂作“屠户”的赵尔丰（1845-1911）其实是个悲情的爱国英雄。

从1903年随锡良入川，历任永宁道、建昌道，再加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

在所辖的“川滇特别行政区”内，赵尔丰积极垦荒、改土归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正常的郡县系统），既推动了川藏边地的经济发展，又加强了政府对边区的控制。

1904年，在荣赫鹏的率领下英军入侵西藏，占领拉萨，同噶厦政府签订了攫取在藏特权的《拉萨条约》。

为遏制分裂活动，清廷加赵尔丰驻藏大臣衔。这个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民族事务的老人，终于在年逾花甲之龄位列封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