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爲整條DNA鏈有可能是由一個簡單序列（例如AGTC）一再重複出現而構成的。

http://www.dnai.org/index.htm。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启蒙运动在传统宗教信仰与世俗主义之间所造成的裂痕，至今仍多少左右着生物学的社会地位。有些人依然相信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物，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些人则支持经验主义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显示，人类是数百万世代的进化产物。1925年，田纳西州高中老师斯科普斯（John Scopes）因教授进化论而受审判罪，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所象征的意义仍遭到一再的审判；宗教的基本教义派人士对公立学校的课程设计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持续要求以教授宗教故事替代达尔文学说。由于进化论直接抵触上帝创造万物的创世论信仰，它代表着科学对宗教领域最直接的入侵，因而激起创世论者一贯的激烈防卫态度。然而，随着[...]

我或许不信教，但我仍然能从宗教经典中看出许多真理。例如圣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新约·哥林多前书》）：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在我看来，圣保罗正确宣告了人类的本质。“爱”这个促使我们关心他人的冲动，是我们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与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随着我们持续深入未知的遗传学领域，这个冲动会守护我们的未来。“爱”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中，所以我确信爱人的能力已经刻写在我们的DNA中，俗世的保罗会说，“爱”是基因送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如果有[...]

在迎接赛雷拉的挑战上，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兰德（Eric Lander）。因为设想出几近完全自动化的定序过程、由机器人取代技术人员的人就是他，而拥有冲劲、能使这个设想成真的人也是他。从他的履历就可看出，他的确是很有冲劲的人。他出身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在曼哈顿的司徒佛逊高中（Stuyvesant High）时是数学神童，曾赢得西屋科学奖第一名；他是普林斯顿那一届的毕业生代表（1978），后来以罗德奖学金（Rhodes fellowship）在牛津拿到博士学位。他在1987年拿到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似乎已显多余。他母亲说她完全不知道儿子何以这么杰出：“我很想说这是我的功劳，其实不是……我只能说这是运气[...]

柯林斯在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一个95英亩大、没有自来水的农场长大。起初他在家里自学，由分别是戏剧教授和剧作家的双亲教导，他7岁时就已写出《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的舞台剧本并自任导演。但是科学的魔力把柯林斯拖离戏剧生涯；在耶鲁完成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他进入医学院，从此开始医学遗传学领域的研究生涯。柯林斯属于科学界的罕见品种：他是一位对宗教非常虔诚的科学家。他曾回忆说，在大学时，“我是非常惹人厌的无神论者。”但这一切在医学院时改变，那时“我看到人们在病情严重时为生存而战，有许多人战败。我看到有些人依赖信仰，也看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

果有人颁发人类基因组锦标赛初赛（以建立重要基因的图谱及找出其特征为目标）的奖项，柯林斯无疑会是大赢家。但是他自有记分方式：他最爱的交通工具是本田的夜鹰机车，每次他的实验室又建立一个新基因的图谱时，他的同事都会在他的安全帽上加一个印花图案。

，他提供7000万美元成立了两家机构。一家是非营利事业，基因组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enome Research, TIGR，英文发音与tiger［老虎］相同），由温特主持另一家姐妹公司是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 HGS），由商业倾向的分子生物学家黑索廷（William Haseltine）领导。它们的运作方式是：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引擎，负责挖掘出cDNA序列；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走商业路线，负责营销这些发现。在前者发表数据前，后者会有六个月时间评估这些数据，但在研究显示它们有发展新药的潜力时，评估时间则延长为一年。

我认为，不知道这些序列的作用，却盲目申请它们的专利，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既然莫名其“妙”，这么做到底在保护什么？这只不过是先发制人，垄断其他人日后作出真正重大发现所可能带来的商机。我向国家卫生研究院高层人士力陈其非，但徒劳无功。他们仍坚持为这种做法解释开脱（后来这政策也逆转了），而这也意味着我在政府官僚体系里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当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希利（Bernadine Healy）迫使我在1992年辞职时，我心中可以说五味杂陈。在华盛顿这个压力锅熬了四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在我离开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步上正轨。

DPL也拥有一项有趣的生技发明，这项由美国农业部在得州卢博克（Lubbock）的研究实验室所研发的技术，可以防止作物制造有繁殖能力的种子。这个奇妙的分子技术是在把种子卖给农民前，操控种子里的一组基因开关，结果作物可以正常发育，但制造出来的种子不会发芽。这是让种子业赚钱的真正关键！农民每年都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虽然这种做法看起来像会招致反效果，也很矛盾，但是就长期而言，不会发芽的种子的确对整体农业有利。如果农民每年都购买种子（如同杂种玉米的情形），生产种子的经济效益提高后，可以促使农业公司发展新的（而且是更好的）品种。普通的种子（可以再产生会发芽的种子）永远存在，想买的人随时买得到。农民惟[...]

除了提供缺乏的营养物质以外，有一天植物或许是供应口服疫苗蛋白质的关键。例如只要改造出可以制造小儿麻痹疫苗蛋白质的香蕉（这些疫苗蛋白质在香蕉里可保持不变质，而香蕉是利于运送、经常生吃的水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能将这种疫苗分送至缺乏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的地方。植物也可能具有其他没那么伟大，但仍然很有用的功能。例如有一家公司成功诱导棉作物生产出一种聚酯，从而创造出一种天然的棉和聚酯混合物。由于植物可以减少我们对化学制造过程（聚酯的制造就是其一）及其污染性副产品的依赖，因此植物基因工程将可以提供以前梦想不到的环保方法。

缺乏PG功能的西红柿会更坚实，因此原则上，他们可以把更新鲜和成熟的西红柿运到超市去。但是加基公司在神奇的分子技术上获得成功，却低估了种植西红柿基本技术的棘手程度。（如这家公司雇用的果农所说：“把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放在农场上，他会饿死。”）加基公司选择去改造的西红柿品种味道特别平淡，它们原本就没有多少味道，更别说“佳味”了。这种西红柿在技术上成功了，但在商业上却大大失败。

埃姆斯（Bruce Ames）曾指出：我们食物中的天然化学物质跟我们所担心的有害化学物质一样致命。埃姆斯试验是广泛用于检定某一特定物质是否具有致癌性的试验程序。在谈到对实验鼠所做的试验时，他以咖啡为例：

一杯咖啡所含对啮齿动物具有致癌作用的物质，比你一年吸收的农药残留物还多。如今一杯咖啡里还有1000种化学物质还没经过测试。这只是说明我们具有双重标准：如果是合成物质，我们就怕得要命；如果是天然物质，我们就毫不在乎。

而草甘磷除草剂本身在土壤中的降解速度很快

在过去20年中，分子生物学术界与商业界从早期充满怀疑与伪装神圣的关系，渐渐趋向于正面的、有益的共生关系，大学开始积极地鼓励教授发展商业利益。在记取哈佛对Genetics Institute一事的教训后，大学已经发展出一些方法，利用在校园研究出来的应用技术来获利。它们设定了新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防止横跨产学两界的教授招致利益冲突。在生物技术的早期岁月，学术界的科学家在跟商业公司合作时，经常被指控为“卖身”。现在，参与生技企业已经成为在DNA领域发展辉煌事业的标准做法，产业界可以提供充裕的资金（外加科学成就上的精神报酬），毕竟从商业角度来看，生物技术无疑是现今最尖端的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