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还使用“坚强”以前的定义，坚强应该意味着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这么麻木地将效率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

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眼里，自由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之安全的必要条件。

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干预他人事务的人：他能够容忍不同的态度和非传统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就主张将他人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给个人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发展。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在今日和自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联系在一起，但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多余的。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不干预他人。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低薪的、没有保险的穷人：都表明一种集体性的意志的失败。这些病症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谈论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错误。即便美国在阿富汗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几百个亿的预算，我们还是对所有为社会服务和基本建设增加公共开支的意图，感到烦躁不安。

要理解我们陷入的这个泥坑有多深，必须首先衡量我们所面临的变化的广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不那么不平等了。由于有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

沉浸在苏联支持下的推翻政权的理想主义状态中

本书既非随性之作，也远称不上历史著作，它的目的是探讨三个当代问题：欧盟的前景如何？如果并非一片光明，那么原因何在？欧洲的统一与否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通过写这本书，我希望给那些试图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阐明自己目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某些指导。但是，这还不够。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认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重要区别。社会主义是有关变革性的变化：用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制系统基础上的继任政权取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妥协：它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关注。

北美人和西欧人都天真地认为，民主、权利、自由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不仅建立在自由实践和民主形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秩序和可预测性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稳定的极权政府比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要更可取。即使正义可能也不如治理能力和街头秩序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民主，我们就会得到。但是，首要的是，我们要安全。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会因此加强。

理想主义和天真：谁现在还相信这种共同的理想？但是，总有人必须为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所称的“城市的灵魂”承担责任。它不能永远被一个无尽的经济增长的故事替代。（丹尼尔·贝尔曾经观察到）财富是美国为社会主义找到的替代品。但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局吗？

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小心避免使用完全无效的办法。伟大的英国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曾经观察到，描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风险在于将它们简化成“酗酒”或需要“施舍”之类的东西。对贝弗里奇和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更广泛的问题，亦即什么条件能够使所有的人可能并且值得生活”。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决定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使普通男女们能够追求体面的生活。仅仅提供使人们不致下沉的福利地板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被鼓励着相信政治反映了我们的意见、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政治家发言，我们用投票来做出反应。但是，真相却远不是这样。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是任何重要对话的一部分。别人告诉他们想什么，怎么想。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别人就让他们感到底气不足；至于总体目标，别人也鼓励他们相信，这些总体目标早就确定了。

这样压制真正辩论的负面影响，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在今天的美国，市政会议和“茶话会”拙劣地模仿其18世纪的原型。它们不是展开辩论，而是关闭辩论。煽动家告诉群众如何思考，当他们的话语得到响应之后，他们就大胆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在反映民意。在英国，电视已经被十分有效地当成了民众不满的安全阀：职业政治家现在[...]

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使用“财富”或“富足”这些词时，远远超出了它们目前仅限于物质的用法。在更广的范围内这么做——重铸我们的公共对话——在我看来是开始改变的唯一现实的途径。如果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交谈，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这种产生政治变革的方式是有先例的。18世纪末的法国，当旧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发展不是抗议运动或那些企图挫败这些抗议运动的国家机关。最重要的发展来自语言本身。新闻记者和小册子作者们，加上偶有异见的行政人员或教士，从关于公正和民权的旧有语言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公共行动的言语体系。

由于不能直接和君主制分庭抗礼，他们开始通过设想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提出“人[...]

我们需要把反对主流意见当作美德的人。拥有永久共识的民主国家，不会长期作为民主国家存在下去。

自由是自由，但是如果它带来了不平等、贫困和玩世不恭，那么，我们应当直陈事实，而不是用自由战胜压迫的名义，把它的缺点掩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