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学者如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

《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若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宜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不可徒拘拘于寻行数墨，庶几所谓“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迹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既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迹，总应以之为研究基础。为此项目的而读，宜先用“观大略”的读法，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要点所在，便专向几个要点有关系之事项，注意精读。如此方能钩元提要，不至泛滥无归。

第一，以研究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之。《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前既言之矣。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

四，《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芜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定本，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今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今先论常识的读法。《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今为节啬日力计，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

二，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三，《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什九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

读《史记》法之一

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

一，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读《汉书·叙传》论《史记》之部，刘知几《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绝。

上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

《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昧云尔。

《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作。迁字子长，（见扬雄《法言》及王充《论衡》。）左冯翊夏阳人，（据《自序》“司马氏入少梁”语，案推汉地。）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也。司马氏世典周史，迁父谈，以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仕为太史令。谈卒，迁袭官。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以此推算，知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西纪前一四五年）。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迁皆传其学。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喜游历，足迹遍天下，其所经行之地见于本书者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