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到此时此刻，尼禄在统治上虽然发生过因为对军事无知造成的失策，或是一意孤行举办罗马奥林匹亚赛会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暴政。元老院元老没有谋划任何阴谋，民众也没有不满，甚至边境上的驻守军团都没有任何骚动。真实的塞内加远比现代知识分子想象中的更加坚韧，可是他竟然选择退隐，我深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自己脚下的地基已经不稳了。

这场恩师与学生话别的场景在塔西佗著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我们简短描述的话，就是塞内加对尼禄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希望回归田园；尼禄则感念恩师劳苦功高，恭祝恩师颐养天年。我们不知道这段对话的真伪，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一场师生情深意重的表演而已。塞内加当然希望在公共场合向尼[...]

不出所料，不列颠人在此后400年间很少发生反抗罗马的暴动。当然，罗马的称霸大业远远没有画上句号。不过，就今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而言，当时的不列颠人已经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另一方面，从这个时期开始，作为凯尔特文明象征的德鲁伊特教被逐出不列颠，信徒们逃往爱尔兰，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在英国与爱尔兰的信仰分化为新教与天主教之前，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早已泾渭分明。

在不列颠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没人管控，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享受暴利的人都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金融业者。不列颠人不仅对金融业者不满，所有罗马人也成了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认为罗马人只把不列颠人视为可以尽情压榨剥削的对象，如此，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变成了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为此后悔不已。恰逢此时，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的苏维托尼乌斯（此人并非《罗马十二帝王传》的作者）率领驻守不列颠半数的罗马士兵，大肆驱逐死守摩纳岛（今安格尔西）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与信徒，导致局面更加扑朔迷离。

同恺撒的5万精兵可谓天差地别。称霸高卢历时8年，征服不列颠耗费18载依然遥遥无果，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

高卢战争耗时8年，随后又用1年时间进行战后处理。对高卢的处理，恺撒既没有报复泄愤，也没有调整统治阶层与部族的等级差异，他赋予被征服者罗马公民权，同意部族自治。此外，恺撒没有强求高卢人移风易俗，也不强迫他们使用拉丁语，他甚至以保护高卢民族免受日耳曼民族的威胁为己任。至于行省税和关税，他体谅高卢开发程度不高，所以短期内的税率低于其他行省，希望可以借此改善高卢的经济状况。

因此，这项措施还有另一层含义，以罗马人为主的军团兵向行省进行殖民以促进其罗马化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在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统治的40年里，他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兼任着执政官。而在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统治的23年里，备受元老院非难，原因在于其出任执政官仅有3次。虽然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统治时间极短，但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4次担任执政官。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在位13年，兼任执政官总共有5年的时间。显而易见，罗马帝国几任皇帝都经历了“精致的虚构”台面下的交锋，对此深有感触。而新任皇帝仅仅是一位10多岁的少年，按照元老院的盘算，让其担任执政官易如反掌。身为元老的塞内加对个中原委自然是心知肚明。

在你来我往的“攻防战”中，为了让形势对自己有利，双方都是花招频出，彼此试探。公元58年，元老院通过决议，让年[...]

因此，“最高司令官”“护民官特权”“大祭司”与“国父”都是共和制时代就存在的职位与尊称，这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然而，依据罗马的法律，当所有“合法”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他就变成“非法”的最高权力者。即使这样，罗马仍然用只表示公民“第一人”的“princeps”来称呼，显而易见，没有比这更具欺骗性的叫法了。把罗马帝国置于一人之下，是奥古斯都认为最现实的统治模式，因此，要达成这种设想唯有依靠“精致的虚构”。

元老院本身就是所谓的合法机构，对于其中的非法性自然是心知肚明，要让“第一公民”担任执政官，使其受到元老院的监督，是把不合法转化为合法的最好手段。

话虽如此，可是“第一公民”为何可以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这是因为“第一公民”拥有以下权力：

“最高司令官”——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动军团兵加上辅助兵共计30万人的庞大军队。

“护民官特权”——罗马共和制时代设立的护民官是为了保护平民的权利，然而《霍腾修斯法》又规定，只要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哪怕是在元老院遭到否决，也同样可以上升为法律。由此可见，护民官拥有了可以执行与元老院不同意见的特殊权力。此外，元老院通过的所有决策，哪怕是高票通过，护民官还可以行使否决权，让所有的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当今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由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元首制可谓是“精致的虚构”政体。用更为严谨的话来解释，“皇帝”仅仅是罗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将士们效忠的对象，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们不用宣誓效忠“皇帝”。元老如若担任军职，则有宣誓效忠“皇帝”的义务，然而如若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只是普通元老的话，他则不用宣誓效忠“第一公民”或“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缩略语“S.P.Q.R.”（罗马元老院与公民）可以看出，元老院与公民才是罗马权力的来源，而“第一公民”仅仅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个人”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这个和约并非同盟条约，只是相互约定彼此维持友好与和平关系。成王败寇这样一种观点牢牢扎根于东方人的思维之中，换言之，对于同盟关系他们毫无概念。

公民人口的调查让屋大维再度认识到罗马共和体制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恺撒一早就预见到了。

为什么会有“局限性”一说呢？因为罗马共和体制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召集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如果公民人数如此不断地增加，能够来首都罗马参加大会、行使权利的人数比例势必减小。这样的话，所谓的人民的意见，不过是少部分人的心声而已。更何况在公元前1世纪，除了本国的公民，罗马的统治者还需要管理人口数量超过罗马10倍的行省居民。

斯巴达人对保存本国历史毫无兴趣，连大多数国王的出生年月都无据可查。因此，一介重装步兵出身的伯拉西达的生辰，就更加不得而知。

这是因为瘟疫、敌军入侵引发的不满，和每个人心中原本就多少存在的不安全感相重叠，集聚成一种害怕明天会失去所有的恐慌。

指责这种情绪既负面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当然非常简单。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感觉不景气，经济状况就越糟糕，要安抚躁动不安的人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是人类自然存在的心理。伯里克利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语言诱导使民众保持镇定。

相反，被视为雅典第一位煽动者的克里昂，不断刺激、强化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挑动人们仇富仇权的情绪。

他之所以能成功煽动起多数人的怒火，是因为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愤怒。

伯里克利离去后，雅典就剩下这位克里昂。

如果说“democracy”（民主）是银币的正面，那么“demagogy”（众愚）就是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