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精神抖擞地来到了B城医院。时间大约在三点半。我们在门房打电话,叫我们的那位女护士出来。过了不一会儿,她从楼上下来,戴着护士帽,穿着白大褂,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兆头。
马丁迫不及待地跟她聊起来,姑娘告诉我们,她要到七点钟下班。她请我们到时候在医院门口等她。
“您已经跟您的小姐妹说好了吗?”马丁又问。姑娘作了肯定的回答:
“是的,我们两个一起来。”
“好极了,”马丁说,“不过,我们总不能让我们的朋友到最后一刻才面对既成事实吧。”
“好吧,”姑娘说,“我们先去看她吧。她在外科工作。”
我们慢慢地穿过医院的内院,我腼腆地问道:“我的书还在您那儿吗?”
则首先应该考虑怎样掌握足够数量的被标定的和挂上钩的女人。
在挂钩之上,就只剩下惟一的和最后一级的活动了,为讨好马丁,我很喜欢强调,那些只期望达到这最后一级活动的人,是一些可怜的人,低档次的人,他们使人想起那些业余的乡村球员,在足球场上一味地低头冲锋,奔向对方的球门,却忘记了一条:射门的疯狂欲望并不足以保证他们进一个球(并在此后再进几个球),他们首先应该懂得,如何在绿茵场上踢一场有意识的、有体系的球。
“你认为,你还会有机会去普兹德拉尼村找她吗?”当我们重新驶上公路后,我问马丁。
“这永远也说不准。”他回答道。
“无论如何,”我接着指出,“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这就是马丁所谓的标定。他从自己丰富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一个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数量苛求的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并不是诱惑一个姑娘,而是认识足够数量的有待他去诱惑的姑娘。
因此,他宣称,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机,我们始终都应该对女人们实行系统性的标定,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笔记本里,或者在我们的记忆中,记录下那些讨我们喜欢的、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挂上钩的女人的名字。
挂上钩是更高一级的活动,它指的是,跟这一个或那一个女人建立起联系,跟她相识,进一步地接近她。
那些喜爱吹牛皮,喜爱摆老谱的人,往往强调被他们征服的女人的数量;但是,那些喜欢向前看,更加注重未来的人,则首先应该考虑怎样掌握足够数量的被标[...]
“对,就是那一个。”
“她不是我们村的。”小男孩说。
马丁接着问一个在我们旁边晒太阳的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小姑娘,你知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吗?就是那个站在湖边的。”
小女孩很乖地站了起来:“那边的那个吗?”
“是的。”
“她叫玛丽。”
“玛丽什么来的?”
“玛丽·帕内克,是普兹德拉尼村的……”
年轻姑娘始终待在湖畔,背朝着我们。她弯下腰去拿她的游泳帽,当她重新抬起身子,把帽子戴在头发上时,马丁已经来到我的身边:“这一位叫玛丽·帕内克,是普兹德拉尼村的。我们可以走了。”
他显得十分平静,十分坦然,很明显,他心里只想着继续旅行。
在一种几近完全的纹丝不动之中,她凝视着湖里的水。
“瞧。”马丁说。
“我瞧着呢。”
“你以为怎样?”
“你想让我以为怎样?”
“你都不知道你该说些什么吗?”
“这要等她转过身来再说。”
“我用不着等她转过身来。她显示出的这一侧,对我就绰绰有余了。”
“同意!不过,我们没有时间。”
“标定了,”马丁反驳道,“标定了!”说着,他朝一个穿着游泳裤的小男孩走去。“小家伙,请问,你知不知道那姑娘叫什么?”他指着那个姑娘,她的姿势始终不变,似乎陷入一种冷冰冰的漠然中。
“那一个吗?”
我借了一辆漂亮的菲亚特车,为我们的远征而用,星期六下午两点,我去马丁家门前接他;他已等在那里,我们立即上路。时值酷暑七月,天气热得要命。
我们想尽早赶到B城,但是,当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发现两个穿着运动短裤、头发湿漉漉的少年时,我停下了汽车。湖并不太远,就在一排房屋后面。我需要凉快凉快;马丁也同意了。
我们换上游泳裤,下了水。我很快游到对岸,但马丁只是在水里浸了浸,甩了甩身上的水,就出来了。当我游完一个来回,回到滩岸上时,我发现他陷入一种深深的凝望和沉思中。一群孩子在岸上打打闹闹,村里的少年在稍远的地方玩球,但是,马丁的眼睛却盯在一个年轻姑娘健美的身体上,她离我们大约有十五米,背朝着我们。在一[...]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疯狂用它那猛然展开的翅膀把我高高地托起。马丁倒是连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找借口,怎么向他妻子解释,星期六下午,还有星期六夜里到星期日早上,他不能待在家里(因为是这样的:马丁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年轻,而且,糟糕的是,他很爱她;而且,更糟糕的是,他还很怕她;而且,更更糟糕的是,他是在为她而担忧)。
在陪她去有轨电车站的短短的路上,我们就对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还说定,星期六,我们去B城找这位美丽的姑娘玩,马丁还没忘提醒她一句,她总该有一个漂亮的女同事吧,到时候一定带来一块儿见一见。
有轨电车慢悠悠地驶来了。我把提包交给姑娘,姑娘示意要把那本书掏出来,却被马丁用一个宽宏大量的动作止住;她星期六还给我们好了,这两天,她还可以浏览一番……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有轨电车把她带走了,我们一个劲儿地向她挥手致意。
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等待了那么长时间的书,突然间就危险地飞到了远方;冷静地考虑这些事情之后,我不禁相当生气;
我们已经认定,我们不得不在街上追她,但是我们很有运气,她在衣帽寄存处又停下了。她在那里存了一个提包,一个女职员不知道跑到哪里帮她去取了来,然后放在她面前的柜台上。然后,姑娘递给女职员几枚小硬币,就在这时候,马丁一把从我手中抢走了那本厚厚的德语书。
“把这放在里面吧。”他以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口气说道,然后,他小心地把书放进了那位小姐的提包里,小姐似乎有些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手里拿着这么个玩意儿,实在太不方便。”马丁还在说着,他还抱怨我真没有眼力,真不会来事,没看到姑娘正准备自己来拎提包呢。
她是个护士,在外省的一个医院工作。她只是来布拉格走一趟,现在正要赶着坐汽车回去。在陪她去有轨电车站[...]
是他猛地打断了我的沉思。他突然出现在酒吧的玻璃门前,然后朝我走来,一边走,一边还手舞足蹈朝一个姑娘做着鬼脸,那姑娘正坐在一张桌子前,独自面对一杯咖啡。他在我身边坐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那姑娘。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到难为情。这是真的;我一直全神贯注地埋头于我的书中,对那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应该承认,她长得很漂亮。就在这时,她抬起了身子,招呼那位系着黑色蝴蝶领结的领班:她要付账。
“快点,你也付账!”马丁命令我。
那一天,我刚刚拿到这本书,我把它带在身上,像是带着一件圣物。马丁迟迟没露面,我内心却十分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一张咖啡桌上浏览这本渴望已久的书了。
每当我想到这些古老的文化,我的心中都无法不激起某种怀旧情绪。说是怀旧,其实也许还是一种渴望,渴望体会那时候历史进程那种甜美的缓慢。古埃及文化延续了好几千年,古代希腊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年时间。从这一点来看,人的生活在模仿着历史:一开始,它沉湎于一种纹丝不动的缓慢中,然后,渐渐地,它加快了速度,后来,越来越快。两个月前,马丁越过了四十岁的门槛。
马丁能做我所不能做的事。在随便哪条街上,跟随便哪个女人搭讪。我必须承认,自打我认识他以来(那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从他的才能中获益匪浅,因为说到喜欢女人,我丝毫不逊色于他,但我不像他那样胆大包天。不过,马丁有时候也会犯错误,把追逐女人简化为一种卖弄技巧的练习,最后成为目的本身。这样,他常常不无痛楚地把自己比作一个慷慨大方的前锋,把必进无疑的球传给自己的队友,让他轻而易举地得分,轻轻松松地收获一种荣誉。
星期一下午下班之后,我坐在圣瓦茨拉夫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等他,一边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厚厚的德语书,是关于伊特鲁里亚古文化的。大学的图书馆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为我从德国借来这本书。
这篇题为《米科拉什·阿莱什,捷克绘画的一位大师》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为它花费半个小时都是冤枉了。通篇堆积了陈词滥调,没有一丝儿合逻辑的展开,没有一丝儿独特的思想。
毋庸置疑,这是一大堆蠢话。确实,就在当天,《造型艺术思维》杂志的主编卡劳塞克博士(不过,他是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之一)在给我的电话里,就这样给它定了性。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学校,对我说:“你收到了扎图莱茨基先生的论文没有?这样,请你帮我一个忙,给我写一篇阅读报告吧,五位专家已经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还是一味固执,他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请写上几行字吧,就说它怎么怎么站不住脚,你有资格说这话,你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得尖酸一点,这样,他就会[...]
克拉拉是一个良家少女,芳龄二十。我说良家少女还是轻了,简直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早年是个银行经理,因此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前后被赶出布拉格,下放到切拉科维采村定居,离首都有老远的一段路程。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拉格的一家制衣厂去踩缝纫机,成天在一个偌大的车间里干活。这天晚上,我坐在克拉拉面前,一边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喜,一边轻巧地夸口说,我可以托朋友帮忙,为她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改善她的处境。我肯定地说,绝对不能允许让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在缝纫机面前耗尽她的美,我决定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反驳我,我们十分和谐地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靠卡劳塞克吗?”我试图挖苦她一下。
“反正不是靠你!你这个人,你到处开空头支票,你都无法知道自己开多少空头支票了。”
“那么你呢,你知道吗?”
“是的,你的合同将不再续签,如果有一个外地画廊愿意接受你当职员,就算你的万幸了。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一切全是你的错。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建议,那么,在未来,你最好还是真诚一些,不要撒谎,因为,一个女人无法敬重一个爱撒谎的男人。”
她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手(很明显是最后一次),然后转过身子,出门了。
我愣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我的故事(尽管我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冰冷的寂静)并不属于悲剧,倒是个喜剧。
这多少给了我一点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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