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杰斐逊是一流作家，这也是他——约翰·亚当斯——最终选择杰斐逊来负责起草这份著名文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杰斐逊并不是什么有权势之人，只不过是个起草人而已；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不过是让在大陆会议以及各殖民地立法机关盛行不衰的观念以一种热情奔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亚当斯实际上领导了大陆会议的辩论，最终促使这些文字得以通过。而当代表们修改他的文字时，杰斐逊只是沉默不语、表情阴郁地坐在那里。实际上不过是“舞台穿插表演”的东西，现在却在人们的记忆中神圣化了，并且俨然成了独立战争历史剧中的决定性时刻。“杰斐逊偷了舞台效果之后逃跑了，”亚当斯悲叹道，“整个舞台的辉煌也被他窃取了。”

然而，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历史环境下，让自己忠诚于某个政党是不合法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当时人们认定的拥有管理公共事务资格之人所必须具备的两个素质：美德与公正无私。华盛顿和亚当斯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直接作用。甚至连杰斐逊本人，作为打破这个传统的第一位总统，也感觉到有必要隐晦行事。接着，当遭到阿比盖尔的责难时，他马上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全盘否认。根据历史记录，杰斐逊实际上是那个年代最强烈反对政党影响力的人。他认为党派忠诚是“一个自由且道德的官员的最终堕落”，并宣称“若我必须属于什么党派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么我宁愿不进天堂”。

死去的是亚当斯的政治观和自我认知。这种政治观和自我认知认为，共和国有一种长远的集体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党派主义分离开来，而且应当让它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而美国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让公共利益获得神圣地位，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忽略和愉快地遗忘特定选区的党派主义诉求。1800年以后，亚当斯所谓的“君主主义原则”已经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消亡了，与之一同逝去的还有华盛顿和亚当斯对“党派主义道德”的强烈蔑视。这种蔑视从来都取决于在独立战争年代的资历（那些亲自参与了国家创建过程的人被视为可被信赖的或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但随着人们对独立战争的记忆逐步淡化，那些信任光环也逐渐褪色了。

其中的主要观点是，《惩治叛乱法》是违宪的，因为它侵犯了各州公民控制自己内部事务的天赋权利；每个州“在这份协议规定的情况之外都有一种天赋权利”——在宪法没有特别指明属于联邦政府管辖范围的那些情形下——“来推翻其他人对属于它们的权力的僭夺”。这是关于州权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方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总观点：联邦法律可以被各州宣布为无效，而且若联邦国会或者法院蔑视它们的决定的话，它们还拥有退出（杰斐逊称之为“分离出”）联邦的合法权利。如果说《惩治叛乱法》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威胁，那么杰斐逊的响应则是对联邦政府统治权以及整个联邦命运的严重威胁。

“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没有任何拒绝担任亚当斯先生副手的情绪。我一生之中都是他的副手，在大陆会议上是他的副手，在外交战线上是他的副手，而且在我们的文官政府中也是他的副手。”

“我的雄心是不要做罗马的头号人物。”她略带羞怯地说道。她唯一的政治雄心就是“统治我丈夫的心灵。那是我的王位所在，而且在那里我可以拥有绝对权威”。若亚当斯被选为总统，那么这是对他一生为国家服务的“过度却光荣的奖赏”，而他自然需要一个“会围绕着你，打理你的鬓角，照料你的咳嗽，并为你冲一杯热咖啡的妻子”。亚当斯的回信简直是狂喜不已：“嗨！嗬！哦，亲爱的！我愿永远做你最贴心的朋友。”有她站在自己身边，亚当斯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内阁了。

在发表于《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的三十一篇论文中——这些论文后来被收录进《与戴维拉对话集》（Discourses on Davila）并出版——他论辩道，所有稳定的政府都必须坚持他所谓的“君主制原则”，即要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被授权体现国家意志，并保护普通公民免受更加富有、出身更好的那些人的权力欺压。他继续论述道，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可能依然需要保持君主世袭制，以使这些国家能够逐渐转向完全的共和体制。

由于美国人对君主制的过度怀疑——此种怀疑弥漫在任何有关总统在刚刚批准的宪法下有多少权力的谈话之中，因此它依然具有象征意义。任何支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的人，都极易招致这样的指控：这个人是个准君主主义者，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共和原则的背叛者。

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每天都要听别人说话达五个钟头，而且我还不能自由开口说话，这绝对是一种惩罚；特别是当我听到的内容在我看来都是过于幼稚的、轻率的、没有经验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个在大陆会议上不知疲倦地呼吁独立的演说家，在新政府的立法机构中却必须保持沉默。“我的职位，”他抱怨道，“对于一个自由之子来说，是一种过于严重的限制。”美国政治辩论的最大火山被要求只能私下里爆发几下。

在大陆会议内部的辩论中，由于约翰·亚当斯谴责与英格兰达成任何妥协，由于他的《政府论》（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数个州制定宪法的指导文件），他获得了“独立事业的阿特拉斯”美誉。当大陆会议的其他代表还在继续寻找避免与不列颠决裂的途径时，亚当斯就坚持认为独立战争已经开始了。他成功说服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并亲自选择杰斐逊来起草《独立宣言》，这是旨在赢得弗吉尼亚对独立战争的支持的两个战略决定。他担任战争和法令委员会主席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并在战斗最激烈、最不确定的时候，扮演了战争部长的角色。

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有几个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合作典型：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合作，以及后来在华盛顿第二任期内的合作；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撰写《联邦党人文集》上的合作；麦迪逊和杰斐逊在协调共和党反对汉密尔顿金融计划和后来反对《杰伊条约》上的合作。

华盛顿指出的“一条道路”要求印第安人认识到，反抗白人的人口扩张无异于自杀。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法是，印第安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放弃他们那种需要占据大片土地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将农业作为首选的生活模式，并最终经过数代以后逐步融入更大的美国社会之中。华盛顿承认他要求得可能太多了，“要走上这条道路似乎有些困难”，因为它意味着压抑印第安人本能的抵抗欲望，并放弃为他们所珍视的部落价值观。正如他已准备好退休一样，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催促印第安部落退出印第安生活方式。“我给你们提的建议，”他带着某种悲伤情绪写道，“也正是我自己马上就要做的。几个月之后，我将离开这个伟大的城市，退隐于农田。在那里我将采取措施增加牛、羊[...]

更为具体的是，华盛顿指出在他离开国家舞台后，为了弥补他不在的缺陷，要扩大而不是缩小联邦政府的权力。

这个新生国家如何顺利度过发展过程的第一个后华盛顿时期呢？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大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将你们自己看作一个国家；让地区和政治差异服从于美国人这个共同的身份；将联邦政府看作一个代表了你们的集体利益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若你们愿意，将联邦政府称为“我们”而不是“他们”）。

在整个“告别演说”中，华盛顿一直在劝诫美国人民，要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整体。对我们而言，它听起来毫无新意，这是因为我们就站在华盛顿设想的未来场景之中。但是，他关于国家团结的劝诫，与其说是一种描述，毋宁说是一种期望；与其说是提醒了我们曾经的状态，毋宁说是预测了我们可能变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