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非常相似的是，任何有效的解放计划都会引来对类似于“权力合并”的极度担忧，弗吉尼亚人比任何其他州的居民都更认为这种“合并”是一种极大威胁。（实际上，至少对于某些弗吉尼亚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联邦权力被以这种方式运用。）这样，所有以宪法为依据反对联邦政府过度行使权力的理由，也将破门而入，使任何塑造公共政策的努力显得更有问题。

由于每一个被解放奴隶的估价不同（从10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人们对补偿费用的估算也不尽相同。最高的估计是，若要解放1790年全部的奴隶人口，需要支付的总成本是1.4亿美元。由于当年联邦预算还不足700万美元，因此以成本高昂为由反对解放奴隶似乎是正确的。实际上，对这些数字思考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任何进一步的思考都是徒劳的。某种证据表明，当时杰斐逊内心的推理正属此类，这使他从解放奴隶的倡导者转变为一个沉默的、听天由命的、主张拖延奴隶问题的人。

在独立战争年代，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曾考虑过（更不用说支持了）两个种族共存的美国社会。例如，1776年，当大陆会议委派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美利坚合众国国印的时候，他们制作了一个图案来描绘美国人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和荷兰血统。图案中根本就没有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

杰克逊并没有像两三代以后的南方辩护者那样，再进一步苦心论证奴隶制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善”，但他确实以无可置疑的语气强调，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

民地时代的奴隶制已经成为南方各州的特征，成了波托马克河以南的美国社会的永久组成部分。“如果正如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这是一项犯罪的话（我否认这种说法），”杰克逊解释道，“那么应当为此负责的是大不列颠，而不是那些现在拥有这些财产的美国居民。”在杰克逊看来，北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因为北方佬的论辩将地理上的偶然事件和历史情势的产物，说成一种故意罪恶。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奴隶制不过是“在宪法批准之前就已经确立的、现在已经无法修正的诸多习惯之一”。当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反抗大不列颠时，“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而且，当国家于1787年成为一个更团结的整体时，“联邦也全盘接纳了与各州联系在一起[...]

就奴隶制而言，宪法的显著特征就是对它的回避。宪法既不是一份“废奴契约”，也不是什么“死亡契约”，而是一种谨慎的模棱两可。当规定限制奴隶贸易的起始年份或者为选举国会议员而将每个奴隶当作3/5人时，宪法用词的曲折委婉——它从来没有提及那个禁忌词语——彻底暴露了其刻意回避的态度。精心制定这种不做任何明确承诺的条款的潜在原因，是再明显不过的：对奴隶制问题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明确规定，都将使宪法无法获得批准。

尽管宪法的最终定稿对奴隶制讳莫如深，这个问题却总是出现在闭门辩论之中。麦迪逊认为奴隶制是制宪会议上最根本的分歧之源，这绝非言过其实。“各州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不是由于它们大小不一，”麦迪逊这样说道，“而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否有奴隶……这种分歧并不存在于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存在于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之间。”

废除奴隶制与赶走大不列颠官员或修改州宪法是不同的。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或者说在整个波托马克河以南地区，奴隶制已经以足以抵挡任何逻辑或道德诉求的方式，嵌入了美国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它还得到了独立战争强大精神遗产的保护：人们有权在不受他人武断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财产，尤其是在他人居住在遥远之地，或者宣称具有某个甚为遥远的政府权威之时。

杰斐逊在最初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就将奴隶贸易描述成罪恶的英国君主设计的旨在玷污无辜殖民地人民的阴谋。尽管大陆会议在确定《独立宣言》终稿时，将这个段落删除了，但还是表达了一种近乎狂想的意识：美国独立战争是伟大的胜利时刻，也是世界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刻，所有建立在人压迫人基础之上的法律和人类关系都将被永久废除。

1790年辩论的全部分歧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后来被称作美国的“最初意图”有着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就是独立战争对于奴隶制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他们看来，1776年和1787年这两个奠基性时刻哪个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的观点也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情况。

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宪法制定者们早就意识到，各州代表团之间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依赖奴隶的人和不依赖奴隶的人之间。后来会议上达成了部分谅解：北方各州同意不干涉南方各州的财产权利。除了宪法中的具体条文之外（宪法规定在计算国会代表席位时，奴隶人口至少应当部分计算，而且规定要在宪法获得批准之后继续保护奴隶贸易二十年），当时会议上还达成了一个默示但被广泛接受的谅解：新成立的联邦政府不能从事任何干涉南方奴隶制的行为。南方各州均是在达成这种谅解的前提下才通过了宪法。“正因如此，它们才批准了宪法，”史密斯宣称，“除非那部分内容得到承认，否则它们是不会加入联邦的。”他对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交的请愿书所表现出来的不安，根[...]

杰弗逊和麦迪逊两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敦促他们将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作外国人占领全国政府的确凿证据，这个计划给了他们足够多的正当理由退出联邦。杰斐逊和麦迪逊称同他们一样感到担忧，而且认同他们的政治原则，但并不认同他们的分离主义冲动。他们两人的战略与此不同：不会抛弃联邦政府，而是占领它。就像新首都一样，这也将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种扩展，或者至少是弗吉尼亚人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意义所持观念的一种延伸。杰斐逊将监督并协调这次作战，并为之提供言论基础：这种言论基础与“1776年精神”有着独特的联系。而麦迪逊将实际领导军队前进，并亲自参与必要的政治斗争。尽管这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十年时间[...]

。最初及随后的几十年之中，它不过是一片空旷土地而已。那些停下来询问如何去美国首都的早期观光客，经常因被告知他正站在首都的中心而感到惊诧。对联邦政府的侵蚀性权力感到恐惧的任何人，肯定会产生一种明显的踏实感：权力中心几乎是不为人所见的。或者，若像杰斐逊那样将城市视为国家的病痛，将农业价值观念看作美国的主流美德，那么华盛顿（特区）似乎就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完美的首都了。若政治权力的集中或者合并会触动人们的主神经，会让人们想起伦敦或巴黎的宫廷官员正在谋划剥夺普通公民权利的恐怖场景，那么美国首都就又一次成为针对这种恐惧感的视觉治疗术：它没有法院，没有走廊，更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它象征权力分散的胜利，而不是权力[...]

弗吉尼亚州对联邦政府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一种声明。尽管他们内心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有着傲慢和地区性的味道，但他们的自以为是确实反映了某种人口和经济现实：弗吉尼亚州拥有整个国家1/5的人口，而且创造了整个国家1/3的商业。更重要的是，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言：“弗吉尼亚人认为自己所有的鹅都是天鹅。”这句话的意思是，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的确相信，几乎是它一手发动并领导了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弗吉尼亚人习惯认为自己必须是任何形式的各州联合的主导者。新首都的选址向这种自负献了殷勤：它在地理上是弗吉尼亚州的投影。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不过是一种幻觉，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它深信不疑，而且新首都的[...]

1790年妥协的最显著之处是，它规避了一次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对新生共和国构成了威胁的政治危机。但是它也使推动这些政治家行动的各种关于美国未来的互不相容的设想，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现代新生国家中革命政权的暴力瓦解使人们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团结一致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消灭共同敌人之后，领导层就分化瓦解了，人们为建设新生国家提出的不同议程必定会相互竞争和排斥。历史已经证明，确保革命果实比获得革命胜利要艰难得多。在杰斐逊家晚餐桌上达成的协议可谓是政治和解的极致，而且它也暴露了使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们分成不同阵营的尖锐差异：忠于地区还是忠于国家，农业经济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