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推进，然后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进甘南。朱德此时告别了一路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战友，开始同张国焘共事，他深知往后的路途并不会平坦。

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他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是在阿坝一座喇嘛庙（格尔底寺）里举行的。会场的粗圆柱上，贴了两条非常刺目的标语，上面赫然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同志，找到朱德，义愤填膺地说：“总司令，您带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去！”还有的说：“要是张国焘拦我们，我们就跟他干！”朱德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但胸怀全局、处变不乱的朱德深知，如果走，张国焘必追，双方很可能火拼，会使红军的裂痕更大，创伤更深。他劝这些同志必须克制和忍耐，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在朱德语重心长的指示下，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这使他们在受到张国焘的排斥时，仍能安心埋头工作，避免做出冒险行动和无谓牺牲，保持了红军内部的团结。朱德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方针，[...]

看到一部分人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挺身而出，“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

下，会场上的斗争矛头立刻转向了刘伯承。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张国焘眼看无计可施，在台上连转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

康克清1938年7月在接受《朱德传》作者访谈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张国焘、黄超对朱德的这一回答非常恼火。黄超破口大骂，“你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应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朱德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四方面军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他丢给张国焘不管。

张国焘首先发言，攻击毛泽东等率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台上台下有些人开始起哄，要朱德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从容应付眼前一切。

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向朱家场、太和场发起猛攻，把敌人的两个团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16日，红军攻下了邛崃、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土肥粮足、人丁兴旺的川西平原就近在红军眼前了。

19日，川军集中了80个团20万的优势兵力大举反攻百丈地区仅有15个团的红军。敌人从东、北、南三面向红军进攻，百丈关决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百丈，又称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地势开阔，除了靠近百丈关的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小山，其余无险可守。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而对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攻坚战的红军极为不利。

百丈关决战，也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因此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之中，被迫后撤至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这一带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红军的兵员、装备都发生严重困难。这年的冬天下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对红四方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到年底，红军已由9月份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多人，损失近半。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翻越雪山，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转移，进入到人烟更为稀少的藏区。

这次南下失利，使得越来越多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意识到南下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1935年9月毛泽东的严重警告——“南下是绝路”，这时得到了证实。

11月下旬，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又从南面压了过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持久对峙对红军不利，红四方面军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撤出百丈地带。在敌人的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下，红四方面军南下或向东出击已无可能。

百丈关决战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打得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正如徐向前所说：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7天7夜，我军共毙敌15000多人，自身伤亡也将近1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其惨烈程度在长征时期仅次于湘江战役。

以前，川军总是以保存实力为目的，一般都是被红军赶着跑，而百丈关一仗，川军却如狼似虎地向红军扑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川军已经意识到，红军正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红军一旦进入川西平原，他们谁都不会再有好日子过了。因此，川军誓与红军在百丈决一死战。刘湘以总指挥的名义给川军官兵们下达命令：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总指挥有权枪毙师长，师长有权枪毙旅长，旅长有权枪毙团长，团长有权枪毙营长，营长有权枪毙连长，连长有权枪毙排长，排长有权枪毙士兵。川军专门配备了督战队，发现逃跑者格杀勿论。

张国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想到他的南下方针与行动正在把红四方面军拖入危险的境地。

朱德这时提醒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将领：部队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作战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城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要特别加强防空。

地形变了，打法也得变，如何组织对空射击、防空隐蔽，朱德提出要作认真研究，但张国焘等人不以为然。

仅10多天，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5000多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这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卓木碉会议之后，张国焘加紧制定南下作战方案。8万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藏区和雪山草地上水土不服，饥一餐饱一餐地往南走。张国焘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一个颇有诱惑力的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

朱德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时在左路军中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力争，使张国焘不敢为所欲为。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受到朱德的阻拦，心中多少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分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非法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是空中楼阁。张国焘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坚决反对。朱德严正声明：他决不赞成搞“第二中央”，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按照党的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说话时他还打了一个激烈的手势，用一只手掌从上到下猛力一劈，斩钉截铁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这雷霆般的语言，震撼了在座的人们。人们惊呆了，此时的朱德已经不是他们平时见到的一天到晚像个老妈妈那样慈祥的朱德，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叱咤风云的巨人。

电报的内容让人忍俊不禁，竟称真正的党中央为“北方局”。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也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