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克娄巴特拉对帕提亚地区的野心最终影响了安东尼的判断，使他改变了罗马自古以来对帕提亚的战略——从战胜退兵改为胜后统治。战略的改变必然导致远征手法的变更，可是安东尼并未对部下说明这一切。因为他心知肚明，由罗马人组成的兵团只会为确立国家防线厮杀，绝不会为了异国女王的野心卖命，因此，罗马军在公元前36年春进行的帕提亚远征，从一开始就有些不明不白。

西塞罗也没有保持沉默。这位62岁的罗马共和主义者也在他寄予厚望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面前发泄不满。

为什么没有连安东尼一并杀掉？为什么不在刺杀成功后马上召开元老院会议，尽早恢复共和制政体？为什么刺杀成功后不立刻抓住时机召集茫然的民众，恢复被恺撒推倒的元老院共和体制？

除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之外，还有利盖里乌斯、阿奎拉、鲁布里乌斯、那佐、盖乌斯·卡斯卡、普布利乌斯·卡斯卡，再加上强硬的反恺撒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儿子。上述这9人被历史学家称为“恺撒原谅的庞培余党”。

在庞培出资建造的庞培剧场附属大回廊上矗立着的庞培立像雕塑，曾在法萨卢斯战役后被恺撒派推倒。但不久后，恺撒又在原地重塑了一座规模相等的大理石庞培立像。即便是对死者，恺撒依然如此宽容，对此西塞罗是很能理解的。作为罗马首屈一指的评论家，西塞罗曾说：“恺撒的文章，无论是口述还是笔著，都秉承了其一贯的特征：品格高尚，灿烂光明，壮丽高贵，充满理性。”

拥有百万人口的首都罗马，自然是热闹非凡，尤其在市中心罗马广场及开设市场的台伯河沿岸一带，不但行人摩肩接踵，而且运送货物的车辆也拥挤杂乱，导致交通堵塞。恺撒对此也进行了整顿。

恺撒规定，白天只准已婚妇女和女祭司乘车上街，货车等一律在夜晚通行，以日出为界。作为领袖，他自己也是步行上街。

直到罗马帝国时代，货车在夜间通行这条规定一直延续着。住在马路两侧的人常被夜里马车碾过路面石板的声音搅得彻夜难眠。

恺撒上位后，宣布废除之前的所有陪审团构成法案，重新规定了个人资产在40万塞斯特斯的罗马公民（按照罗马当时的经济实力，即相当于中产阶级）都有资格出任陪审员。这意味着陪审员不再与阶级身份相关，甚至“解放奴隶”也有资格出任。就这样，关于陪审团席位构成比例的阶级斗争终于在恺撒执政期间画上了休止符。

在罗马人看来，规定人们生活方式的是法律而不是神，神会保佑并帮助那些依法自律努力生活的人

虽然行省议会要经过恺撒的认可才能成立，但是行省议会的议员是通过选举产生并由各部族首领担任，这就根据当地情况由总督决定了。例如，和罗马人同样经历过城邦历史的希腊人当然会采取选举制，但是对高卢人和西班牙人来说选举是不现实的。恺撒认为，连帝国统治都是采取分权和集权并用的手段，那么管理行省的内部事宜也理应如此。

根据恺撒的改革，奴隶只要获得解放就能够参与公共行政，为此恺撒还特地发布公告，不得以“被解放者”称呼那些履行公共行政职务的原奴隶。以提高罗马帝国的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新鲜血液”，从此大量涌入。

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律，只有独裁官是唯一不必与别人共同执政的职位，而且护民官的“否决权”对独裁官也不适用。罗马法律规定了只有独裁官能不受“否决权”限制推行政策。不过一直以来独裁官都只作为非常时期的危急管理职位，而恺撒打算将这个“特殊”职位固定化，成为“常设”职位。这样一来，集权就不再仅限于某个时间段，而是长期持续的了。

从有“独裁官”起，这就是个将遵循体制的执政官和反体制的护民官职务集于一身的职位。恺撒认为这项制度起码有利于以下两点：

一、消除国内各阶层间的争斗；

二、更高效地统治版图扩大后的罗马。

恺撒认为，相比于元老院主导的罗马式共和制，帝制更加适合今后的罗马。民主政治随着罗马领域的扩大而越来越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样，寡头政治也与地理环境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统治范围越来越广，体制的效率性是保证国家统治有效的首要因素。现有体制中仅元老院就有600名元老，这样的机构不仅意见难以统一，政策的出台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随着国力的增强，既有的政治体制必然也会随之改变。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为了提高统治能力，也将决策机构从200人的元老院改为17人的“十人委员会”。

恺撒决定把罗马的行政体制从600人的元老院共和制改成1人做主的帝制。与14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范围比[...]

尽管恺撒在很多领域都认同权力分立，但涉及政治体制、法律、军事、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港口设施等社会资本领域，他又强调坚持罗马特有的方式，也就是中央集权。他认为帝国应当是一个权力分立和权力集中合理并存的社会

已经54岁的恺撒，在建立新秩序之初首先把“宽容”作为改革的宗旨。在凯旋仪式上派发的纪念银币上就刻着拉丁文的“宽容”字样，这表明恺撒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和苏拉的不同。他没有设立针对反对派的“黑名单”，而是允许流亡者回国。对那些因安东尼政策失误而被没收的财产，他要么返还，要么征得持有人同意再购入。当然他更不会割下庞培余党的首级摆上古罗马广场的祭坛。对流亡者表示想回国并恢复公职的愿望，恺撒全部应允。就连当初发出“元老院终极劝告”并宣布他为“国家公敌”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恺撒也没有为难他。

不过西塞罗还是比别人更加担心国家的现状，他想到的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公职人员生活的净化”。在他看来，如果“净化”能实现的话，那么罗马的未来就是稳定的。西塞罗相信舆论的力量能够保证“净化”的实现，于是他发表的论著乃至辩护文章中，都以提高罗马公职人员的道德为目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改善普通人的道德观。

苏拉一方面严格执行论资排辈制，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加强元老院元老作为统治阶级的各项能力，并给予他们更多机会，以期提高元老院阶级的总体素质。但苏拉心目中的统治阶级必须是由和他持共同政见的人构成，对反对者，苏拉设立了详细的“黑名单”，予以彻底肃清。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优化罗马政体的任务必须由对共和政体绝对忠诚的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