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
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国社会,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典型”。
按人口平均,每四十多个日本人即可拥有一册。
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
“圓熟”是比培養“能力”更高的自我修養境界。這類修養的技巧,西方人隻靠閱讀日本人所寫的有關著作是不大容易懂的,而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西方學者又往往不太重視它。他們有時稱之爲“怪癖”。一位法國學者在著作中認爲完全是“無視常識”,說最講究修養的教派——禅宗是“集嚴肅的荒謬之大成”。可是,日本人企圖通過這種技巧所要達到的目标卻絕非不可理解。探讨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闡明日本人的精神駕馭術。
日語中有一系列詞彙表達自我修養達到“圓熟”者的精神境界。這些詞彙有些用于演員,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劍術家,有些用于演說家、畫家以及茶道宗師。它們一般都有同樣的含義。我僅舉其中的一個詞:“無我”。這是禅宗用語,在上流階層中很流行。它所表達的“圓熟”境界是指在意志與行動之間“毫無障礙,纖發悉除”的體驗。不管它是世俗的經驗,還是宗教的經驗,猶如電流從陽極放出,直接流入陰極。沒有達到圓熟境界的人,在意志與行動之間則仿佛有一塊絕緣闆。日本人把這個障礙稱作“觀我”、“妨我”。經過特別訓練消除了這種障礙之後,“圓熟”者就完全意識不到“我正在做什麽”,好像電流在電路中自由流動,不需用力。這種境界就是“一[...]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一种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是这样。有少数人顽梗不化。而且,无论[...]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敌人,你要来就来吧。”他们绝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
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时宜了
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
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
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哪个灵魂就一定要进地狱,而哪个则定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可能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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