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运作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英国工人运动自1918年起，就把其核心的原则和纲领建立在对国有制优点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上，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乐意把资本和主动权下放到私有业主手里。英国的不列颠汽车公司成为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孤立无助绝望的试验品，而瑞典没有仿效它；对于沃尔沃、萨博和其他一些私有企业，瑞典政府全部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工业资本在“社会主义”的瑞典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政府从来不干涉私有财富的积累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使是挪威，经过了1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国家直接拥有的或者国家运营的经济部门实际上比基督教民主党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和南欧痛苦而贫穷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批盲目地支持纳粹、法西斯和单一问题农民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力量。而在北欧，同样深受苦难的农场主、伐木工人、佃农和渔夫们却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这在丹麦尤为重要，那儿的商业化耕作方式普遍、高效但规模不大），这样就模糊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私有生产和集体目标、“落后”农村和“现代化”城镇之间的社会主义差别，这种差别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中会是灾难性的。

这种劳工和农民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它们早先与德国和其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共有的激进教条和革命抱负；并于20世纪30年代时开始倾向劳资双方历史性的相互妥协。1938年在盐湖浴场（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瑞典劳资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1945年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新组合主义伙伴关系提供了先期经验，但这一切在战前除了在法西斯支持下之外无人预料到。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欢迎这种妥协态度，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选民不抱有幻想，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却把这批选民当作核心支持者。如果社会民主党只单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一般共识中，有一种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特见解。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20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19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抛弃。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欧洲社会[...]

。德国工业从纳粹手里和战争中继承了一切变革所带来的优点，而英国那些缺乏竞争的老工业却因袭了呆滞，深深地害怕任何变革。

德国到处都是孩子。长远看来，也许德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这种想法令人不安。

——扫罗·帕多瓦，1945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钳制。”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

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确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其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

这些情绪在德国、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并不多见，因为这里的年长者一直认为美国是他们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国和法国却不断地出现了反崇美主义，因为美国的崛起直接取代了这两大殖民帝国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维杰1964年3月在法国周刊《快讯》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威胁：“对欧洲来说只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是美国文明。”这种文明就像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3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识分子们如何鄙视这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还有室内管道、中央空调、电视机和汽车——它们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现在想要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是美国货，而是因[...]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利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对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联邦德国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德国社会外，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联邦德国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民主德国公民）根据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民主德国，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联邦德国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