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了餐厅，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粉红色的玻璃碗，是悬钩子映红了玻璃。“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我要自己的生活。”她站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台阶上，手突然松了，或者是因为她开始发抖，或者是没端稳。这是一个相当精致且沉重的旧碗。碗从她手中滑落，她想抓住它，但它还是掉在地上，摔碎了。麦迪开始笑。“咳——难啊。”她说，“海——难啊，海——伦。”我们以前就是用这种傻乎乎的断句来表达绝望的。“看看，我干的好事儿。我还光着脚。给我拿一把扫帚。”“过你自己的生活，麦迪。过吧。”“我会的。”麦迪说，“是的，我要过的。”

“我们觉得，太艰难了。”她最终说的是，“卢和我都觉得，太艰难了。”

“葬礼以后，我跟麦迪说，麦迪，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忍不住要说，我说了。”现在，这会儿，是她自己坐在床上了。她叠衣服，然后放回箱子里，努力让声音恢复平静。很快，她就做到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谁能不变成自我控制、克制悲痛的老手呢

雪，晨衣，拖鞋，横在床上的木板。这是一幅我竭力要抵制的景象。而且，我丝毫也不怀疑，都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确切地发生过。她是会这么做的。据我所知，她的一生，都在为这种逃跑做准备。

。她说：“你妈妈。”然后，我想，难道只是衣服。也许衣服只是个开端，好借此谈起我妈妈去世，也许安妮姨妈觉得这是我们来访的必要部分，而卢姨妈不这么想，她几乎是迷信般地厌恶诉诸于感情的礼节，这样的对话永远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我更愿意买。”我回答。我立即后悔语气的冷酷了，然而还是继续说：“我需要什么，我会自己去买。”这种我已经不再是穷人的暗示，让我的姨妈脸上出现了责难和傲慢的神色。她什么也没说。我走过去，看一张卢姨妈和安妮姨妈，以及她们的哥哥和父母的照片。照片就挂在书桌上头。他们也在注视我，一脸阴沉的谴责和抗议表情，因为我违背了他们奉为生活基石的朴素、讨厌的唯物主义信条。东西一定要用，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不能再用。省下来补补，做成别的东西再用。布要用到磨坏。我感觉到了，我伤害了安妮姨妈的感情。进一步说，可能我证实了卢姨妈的预言，因为她对这个世界保有一些敏感，而这对安妮姨妈来说，则太复杂了，她想不过来。卢姨妈很可能说[...]

麦迪在她的衬衫领口打了个巨大的蝴蝶结，像参加葬礼一般严肃，头发上系了人造菊花环。这些行头很是时髦，或者只是我们这么以为。那正是战后的几年。麦迪，以及她鲜亮的、怀疑主义的面容。我姐姐。

这样的经验现在对我而言，有了一种奇特的意义，而且十分完整，它并不仅仅是跳舞的女孩，宽阔的大街，它覆盖了整座城镇，覆盖了在巨大苍白的天空之下小镇尚未成熟的街道，光溜溜的树木，积雪初化的泥泞空地，一条条挤满了驶向市里的汽车的闪烁着灯光的土路。

有东西，只有一顶帽子，用从杂货店买来的小花装饰的帽檐，一定是我们哪个为了复活节特意装上的。我拉开盥洗柜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活页笔记本的纸。我看到，“乌得勒支和平协议，1713年，结束了西班牙王位抢夺战”。让我震惊的是，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字迹。想到这东西在这里待了十年，甚至可能更为久远，感觉真是惊愕。看来，大概是我那天写的。出于某种原因，看到这些字迹对我会有强烈的影响。我感觉仿佛以往的生活就在我的周围，等待我重新拾起。只是那时候的几个瞬间，身在自己的老房间里，会有这样的感觉。

同样的，和她共同生活的种种复杂压力，那种需要靠麦迪和我暴发出没完没了的无情大哭才能抵消的歇斯底里的感受，现在看来也带有一些想象的成分。我觉察到了一种心怀内疚的隐秘疏远。

我能够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许能适应，甚至能主动选择过这种没有时间的，在纯然想象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们那样，未来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多么强烈的、值得尊敬的、没有公然的两性关系的友情，才能在这种清规戒律下繁盛起来，并且从中得到滋养，乃至于维持大半生啊。这个想法让我沮丧。不现实的关系，相比局内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丧。我如此难过，发现自己希望他们是公开的情人。

我不得不关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复杂系统，反正这世间没有哪条轻松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

这个陌生男人成了给我的童年礼物，或者说我们的童年安全地存在于种种掌故轶事中，仿佛裹在脑子里某种玻璃纸里。而我们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构的种种白日梦，会让我们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现——不可救药而快乐。

她们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