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您可以相信我，我的丈夫绝没有那种胆量！”

当我听着扎图莱茨基夫人的诉说时，我身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完全忘记了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由于这个女人，一个幽灵滑入了我和克拉拉之间；由于这个女人，我有那么多日子是在愤怒和折磨中度过的。现在，在我眼中，她和这个故事（我俩在其中不知扮演了什么角色）之间的整个联系，都变得那么混乱，那么松弛，那么出人意料。我突然明白到，我原先还想象我们自己跨在人生历险的马背上，还以为我们自己在引导着马的驰骋。实际上，那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幻觉；那些历险兴许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历险；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根本就不能表现出[...]

我丈夫为他的论文花费了整整三年的心血。他的生活远比您艰难得多。他是个小学教师，他每天都要赶六十公里路去乡下教书。是我迫使他去年辞退了工作，好让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科研工作。”

“扎图莱茨基先生不上班了吗？”我问。

“不上班了……”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眼下，靠我一个人挣钱养家。科研，那是他的命。您还不知道他都在研究什么呢，您还不知道他写完了多少张纸呢。他总是说，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写三百页而只保留三十页。谁知道，后来出了那么个女人。请您相信我，我了解他，他是决然不会做那个女人所说的那种事的，看她敢不敢在我们面前重复一遍。我了解女人，她可能很爱您，而您却不爱她。她兴许想激起您的嫉妒。但是，您[...]

扎图莱茨基夫人十分忠实于她有条有理的精神，在约定的时分，她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打开门，请她进来。

这样，我终于见到她的面了。这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很高，一张农妇一般的狭长脸，两只浅蓝色的眼睛映衬在瘦瘦的脸上。

“请宽衣。”我对她说。于是，她动作笨拙地脱下深栗色的长大衣，大衣的腰身很紧，剪裁得更古怪，使我联想到老式的军大衣。

我不想首先发起进攻；我想让对手先摊牌：扎图莱茨基夫人落座后，我便拿话语煽动她，让她挑起话头。

她说了起来，嗓音低沉，丝毫没有进攻性：“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找您。我丈夫始终对您怀有很大的敬意，不仅作为学者，而且作为人。一切取决于您的阅读报告，而您却拒绝为他写。我丈夫为他的论文花费[...]

我豁出去了。第二天，我给扎图莱茨基夫人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她，后天下午两点钟，我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她。

“你瞧，克拉拉，”我说，“在你的想象中，一个谎言跟另一个谎言是相等的，可是你错了。我可以虚构无论什么东西，尽情地讥讽别人，搬弄各种各样的玄虚，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撒谎者；那些谎言，如果你想把它们称为谎言的话，就是我，就是我本来的面目；这些谎言，我不会用来遮掩任何东西，用这些谎言，我说的实际上是真理。但是，有些东西，提到它们时我是不能撒谎的。有些东西，我认识它们的本质，我理解它们的意义，我爱它们。我不对它们开玩笑。在这些问题上撒谎，就将降低我的人格，我不愿意，不要强求我那样做，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彼此不能理解。

但是，我真的爱克拉拉，为了让她不再责怪我，我什么都能做，我豁[...]

“为什么你就非得攻击他的论文呢？给他说一两句好话不就得了吗！”

“我不能这样做，克拉拉，这篇文章是不能写的。”

“那么此后呢？扮演真理捍卫者的角色，你就舒服了！当你写信给这家伙，说你的观点对《造型艺术思维》无足轻重时，你说的难道不是一片谎言吗？当你对他说，他企图诱惑我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当你谈到那位海伦娜时，你难道不是在撒谎吗？既然你已经撒那么多次谎了，你再多撒一次谎，给他的论文说句好话，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是挽救局面的惟一办法。”

我回答说，现在，她应该稍稍耐心一些。

“你看，”克拉拉说，“你光会开空头支票，无论如何，你什么实事都没有做。眼下，就算是有人愿意帮我，我也无法跳出来，因为，由于你的错，我的档案里被记了一笔。”

我再三向克拉拉保证，我跟扎图莱茨基先生之间的纠纷，决不会把她给带上的。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克拉拉说，“你为什么拒绝写那篇阅读报告。假如你写了，一切不就全都平安无事了吗？”

“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都太晚了，克拉拉，”我说，“假如现在我来写这篇阅读报告。他们就会说，我是出于报复才攻击他的论文的，这样，他们就将恼羞成怒。”

“为什么你就非得攻击他的论文呢？给他说一两句好话不就得了吗！”

“我不能这样做，克[...]

“我知道，”她说，“但是，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娼妓，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在一套借来的房子里？娼妓通常在自己的家里卖淫，而不是在借来的房子里。”

人们常说，女人的心灵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你就是用再理性的力量，也打动不了她心中非理性的坚固栅栏。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谈话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兆中。

我把教授对我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克拉拉，我还向她讲述了街道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我试图说服她，我们最终将排除一切障碍。

克拉拉先是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她说我应该对一切负责。“你能不能至少让我跳出这个服装厂呢？”

我已经说过，她住在我家期间，曾经毫无顾忌，甚至流露出最最自然的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画室中相会，她却觉得很不自在。岂止是很不自在。“真丢人。”她甚至说。

“什么东西让你丢人了？”我问道。

“你竟向别人借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向别人借一套房子就让你丢人了？”

“因为这里头有某种丢人的东西。”

“我们没法不这样做。”

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所以，我去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让他在晚上把他的画室借给我们。那一天，他第一次把钥匙给了我。

于是，我们又在一个屋顶之下相会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中，屋里有一个很小的长沙发，一个宽阔的斜面窗户，从窗户中望出来，能看到晚霞中的布拉格；在沿墙而挂的数量不少的绘画中，在艺术家的这片无忧无虑的狼藉和混乱中，我一下子就重新找到我那古老的自由感，这是多么甜美的感觉啊！我在长沙发上打滚，把开瓶钻钻入瓶塞，打开一瓶葡萄酒。自由，欢快，我滔滔不绝地谈着，陶醉于我们将要度过的美好的晚上和美好的夜。

只是，刚刚弃我而去的忧虑，将它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克拉拉身上。

我爱我的那位服装女工，我真的十分爱她。

那一天，我跟她在一个教堂门前约会。不能在家里见面，不行。因为家还是家吗？一个四壁玻璃的房间还算是家吗？一个时时被人拿望远镜监视着的房间还是家吗？一个你必须把你所爱的女人藏起来，像藏一件走私品那样藏起来的房间，它还能算是一个家吗？

就这样，在我们家中，我们感觉并不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就像是擅入者，感到自己被领进一片陌生的领地，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抢劫的危险，一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们就如惊弓之鸟，丧失了冷静，每时每刻，我们都担心有人会来敲门，而且敲个没完没了。克拉拉回到了切拉科维采村，在这个家中，这个对我们变得陌生的家中，我们再也不想见面，哪怕只见一会儿也不想。[...]

我脚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开始感到了教授对我提过的不利氛围。当然，还没有任何人找我去谈话，但我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教师们通常都在玛丽女士的办公室里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聊天，口无遮拦地乱说一通，玛丽听到后，便好心地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说法。几天后，校务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评估；我已经想象出委员们正在阅读街道委员会送来的报告，对这份材料，我只知道一点：它是秘密的，但对它的内容我不可能有丝毫的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委曲求全。必须丢卒保车，放弃那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保全基本的阵地。然而，在我看来，我的爱情是我最后的阵地。是的，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突然开始明白，我[...]

“看门人没有对我们说到一个叫海伦娜的女人，”烫头发的女人插话说，“不过，他倒是对我们说过，一个月以来，你未经申报，就收留了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姑娘。别忘了，您还是三房客呢，同志！你以为你可以随便招谁来住吗？你把你的房间当作妓院了吗？如果你不想把那女人的姓名告诉我们，到时候警察会找到她。”

趁着她的那位墨涅拉俄斯去酒吧喝一杯时，我上前跟她搭上了话。第二天，她来找我，就在我家度过了下午。傍晚时分，我离开她大约有两个钟头，去学校开会。当我回到家里后，她很伤心，她对我说，有一个先生来过，对她非礼。她以为我跟那个先生是串通好了害她的，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就再也不愿听我说什么。于是，您瞧瞧，我甚至都没有时间知道她究竟姓甚名谁。”

“同志，无论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位金发女士说，“我始终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像您这样的男人居然还在为青年人教课。在我们的国家里，生活对于您难道就只是吃喝玩乐，只是勾引女人吗？请您放心，我们会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转告有关部门。”

我需要好好地想一想。您知道扎图莱茨基先生是在哪一天来找我的吗？”

“是在……请你们等一下，”尖下巴男人说，看了看他的那一沓纸，“十四日，星期三的下午。”

“星期三，十四日……请等一下……”我两手捧住脑袋，在那里思索，“对了，这下我想起来了。她叫海伦娜。”我注意到，他们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嘴唇。

“海伦娜……好的，还有呢？”

“还有什么？很不幸，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并没有想打听她的底细。说实话，我甚至都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就叫海伦娜。我叫她海伦娜，因为她丈夫长着一头棕红的头发，在我看来就像是墨涅拉俄斯。我是星期二晚上认识她的，在一个舞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