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

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依然穿墙越壁而来，而我们的房间中间还隔着客厅呢。

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

遭到袭击之后不久，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哈桑去昆都士。关于那次旅程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欢树的阴影下轮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赛谁能把瓜子吐得更远些。现在丹·拉德②、汤姆·布罗考③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铁的人都在谈论昆都士的战役，那里是塔利班最后的阵地。那年12月，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齐集波恩，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始了一个也许有朝一日能够终结他们祖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苦难的进程。哈米德[...]

索拉雅对索拉博的沉默也难以忍受。在巴基斯坦的国际长途电话线上，我曾听到索拉雅为索拉博准备的一切，游泳课、足球、保龄球。如今她走过索拉博的房间，投入的一瞥只见到书原封不动地摆在柳条篮里面，测量身高的标尺上没有刻痕，拼图依然散开，每一块都让人想起生活原本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让人想起那个尚未盛放就已经凋谢的梦。但她并不孤单，我对索拉博也曾有过梦想。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上个九月的某个星期二早晨，双子塔大楼轰然倒塌，一夜之间，世界改变了。美国国旗突然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车水马龙中前进的黄色出租车天线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拥挤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画廊和临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汉的污[...]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跟我们共同生活，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有时候，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我曾经从书本抬头，发现索拉博业已走进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毫无察觉。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

“还有，将军大人，”我说，“以后我在场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

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雅放下她的调羹，转向她父亲，“你可以告诉他们……”

“没什么，索拉雅。”我说，拉起她的手，“没什么，将军说得没错，人们会有疑问。”

“阿米尔……”她说。

“没关系，”我转向将军，“你知道吗，将军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做哈桑。现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他是我的侄儿。要是有人发问，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

他们全都瞪着我。

兜圈终于结束了。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关于我受伤的问题——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我被抢了——不断向她保证，我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饭了，也向她保证，是的，我会在伤疤上抹大黄汁和白糖，让它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她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他边听边点头，拐杖放在腿上。当我说起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时，他啧啧有声。我没说到伽兹体育馆的处决，也没提及阿塞夫。他问起拉辛汗，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当我告诉他拉辛汗的病况时，他严肃地摇摇头。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断看向睡在沙发上的索拉博。似乎我们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也染得比过去更红了，将一盘她买来当点心的杏仁糕递给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我看着那张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这么说。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会承认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疚恨的化身。我看着哈桑，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门，心下寻思，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它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终于打点完毕，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

索拉雅问他喜不喜欢他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索拉博低下头，把手藏在大腿之间，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自顾把头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他，不消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清醒、孤独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那张哈桑和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我[...]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她领他进去，他坐在床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穿着纯白色衬衣，和我们离开之前我在伊斯兰堡给他新买的斜纹粗棉裤，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毕现的瘦削肩膀上。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庞仍是苍白得没有其他颜色。现在他看着我们，神情冷淡，一如看着医院那些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