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的兵力狀況是十分困難的。擁兵強藩除王敦外，還有陶侃、祖約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鎮廣州，未能參預荊、揚事态。

《晉書》卷七四《桓彜傳》明帝将讨敦，“拜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

其時門閥士族雖不支持王敦篡奪，也還沒有堅決站在朝廷一邊。朝廷對王敦尚不具備明顯的優勢。所以明帝隻能籌之于較低的士族人物郗鑒、桓彜，而郗、桓籌兵，也隻能求之于門閥士族以外的流民。

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轉徙方鎮，并殺戮“南北之望”的戴淵、周顗等人。但是，默許王敦興兵抗拒劉隗、刁協的士族人物，并不支持王敦篡奪東晉政權，太原王峤、太原溫峤、陳郡謝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從弟王彬也反對王敦。王敦隻得暫還武昌，遙制朝政

平衡的維持，穩定的取得，往往有賴于“處其利而無心者”這樣的強臣。

至于琅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于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制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面求得解釋，而不能隻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系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曆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

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時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隻得委曲求全，企圖維持與王氏的共安。他請求王敦不要擅行廢立之事，不要破壞“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執意獨吞天下，破壞共安，元帝無以自持，就隻有避住琅邪國邪這一條路可走。

“王與馬共天下”，這并不是時人誇張之詞，而是一種确有實際内容的政治局面。《晉書》卷六《元帝紀》，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頭，元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同書卷九八《王敦傳》記元帝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時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隻得委曲求全，企圖維持與王氏的共安。他請求王敦不要擅行廢立之事，不要破壞“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執意獨吞天下，破壞共安，元帝無以自持，就隻有避住琅邪國邪這一條路可走。

《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着，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从本书首尾相衔的各题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关系。

本书前七题，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借以显示东晋门阀政治的阶段性。为了弄清某些比较隐晦的历史内容，作了较多的考证。《后论》之作，一方面是想把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明本书脉络所在；另一方面是想对作为本书主旨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试作补充说明。

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

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诠释两晋之际的王、马关系，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理解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重要一步。

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元帝惮王氏家族大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它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