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人们被用道德的标签分成不同等级，原来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就变成了借以整人的借口和说辞

依他的标准，所谓好人就是“乡党自好之士，世俗之目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见而知为善类”。就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没脾气没血性甚至无嫉妒心无欲求的人。而“好人”的对立面恶人也并非指杀人越货的强人，而是“宠利居成功，莠言乱政者”的不安分守己之辈。

“（山西）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上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

过去的乡绅和富户（包括品质恶劣的土豪劣绅）依然具有最大的发言权，但却在国家政权的行政警察网络中实现他们的权力，家族势力也依然在权力结构中有一席之地，闾的设置，主要是依据族姓而非居住的范围，明显的是要利用过去宗族对社会的控制作用。过去传统农村里的农民至少具有相当大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度，即使是很有威权的大人物，也不太会干涉农民家庭的一般活动，甚至连香会、花会和社火会的公共活动也很少干预，可是现在在具有“官身”的村干部面前，农民的一切活动都可能受到干涉，而且是理由充足地干涉，老百姓的感觉是“灭门知县跑到炕头上来了”。

但是，这时的“村本政治”主要是为了与共产党的根据地对抗，已经走到强化行政警察网络的尽头，弦绷得太紧，引起相反的效果。

阎锡山说：“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现处，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获的储藏室，政治机能的培植所。综合来说，村是政治事项的实行处，也就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虚，舍村而言政事是画饼。因村为群生的最小单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体，村以下不够一个健全的群生机构，所以我主张政治放在乡村，以村镇市为施政的基本单位，名为‘村本政治’。”

冯纪法是冯玉祥的乡人，长期在冯玉祥身边做参谋，当他来投军时人家问他：“你来西北军干什么？”他答道：“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西北军在各个军阀系统中，属于特别穷的，经常成年累月支不出饷，吃的也不好，就这样，冯玉祥回安徽老家招兵，还要挑着来，因为，像冯纪法这样实在混不下去的人实在太多了。

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调查，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多在200～300元之间，“以二三百元的收入，用平均每家人数五日或六口来分配，每人每年只摊到四五十元。这里面要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烧柴及其他杂项费用，其不够显然可知，但是农家收入，不能完全用在家庭消费。用到农场支出的，如购买种子肥料、添置农具、饲养耕畜、缴纳田租、完纳捐税等项，至少要占去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以如果除去了农场支出与捐税，则收入所余而能用于家庭消费者将更少。农民生活程度的低下，是不待多说的”

民国初年各地的县之下大多设区，区长由上面委派，或者由县长委任当地精英担任，属于很明确的“政府机关”

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总体上是缺乏权威的。

清政府以一场迟到的改革走完了它的路。但是从它开始的联合地方精英强化行政网络的农村政治变革之路，却没有因它的寿终正寝而完结。农村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高度畸形的政治化时期。

这也说明，原来的士绅道德是以科举功名作为载体的，一旦失去了这个载体，道德未免要陷入混乱。

仅仅靠大渠道的培养与灌输，传统国家要在农村社会构建意识形态的体系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在传统中国，忠孝节义这样的伦理观念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绝不仅仅靠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靠民间戏曲和小说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自觉不自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渗透下去的。自宋元以来，戏曲表演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小说在民间主要是通过说书人来传播的，可以近似地归为曲艺领域），各个地方几乎都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戏曲剧种，在演化中相互融合，也不断分化。戏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呈现城乡一体化的趋向，各种专业戏班子几乎都要经过在乡村游动演戏的过程，从草台班子上升为专业戏班。

乡绅用以调解纠纷的论理工具，往往是浸透了儒家伦理的乡里道义。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血亲复仇的发生，从而维护了政府的法律秩序，实际上，传统时代的法律统治是需要这种乡里调解程序来配合的。

定县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农民的教育体系，通过平民教育改善农民的素质，重建农村的道德，进行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组织合作社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