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I-330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我坐在地板上，两只手抱住她的双腿，头抵在她的膝盖上，我们两人都默默不语。鸦雀无声，听得见脉搏在跳动……我仿佛变成了结晶体，在她——I-330的身上渐渐融化着。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些从空间上限制我的、似经打磨而成的棱角，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我正在一点——点地消失，在她的膝间，在她的身上融化。我变得越来越小，而与此同时却又逐渐增宽，增大，越来越辽阔无际。因为她不是她，而是宇宙。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我和我床边这把充满欢乐的扶手椅——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古屋门前那个挂着甜美微笑的老太太，绿色长城外面的莽莽密林，像老太太打着瞌睡似的、黑得银白的瓦砾，[...]

我丧失了理智，我被病魔缠身，我的病叫作“心灵”，我是一个细菌。然而，开花就不是一种疾病吗?蓓蕾绽开时就不疼吗?您是否认为精子是一种最可怕的细菌呢?

大概他认出了我们队列中的哪一个人，便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停了下来。一个卫兵操起电鞭，把淡蓝色的火花射在青年身上。那青年像小狗似的尖叫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响亮的鞭击声。大约每隔两秒钟就听见一声鞭击，每一次鞭击之后都传来一声尖叫。

请您设想您正站在岸边：只见那波浪一起一伏，节奏井然，突然，掀起的浪头停住了，凝固不动了。这种情景可怕而又反常。同样可怕而又反常的是：一次我们正在按照《作息条规》散步，突然乱了脚步，散了队形，大家都停了下来。据我们的编年史家说，最近的一次类似情况发生在一百一十九年以前：一块陨石拖着烟雾咝咝响着从天而降，落在正在散步的人群之中。

您听到了吗?有人说，在全民一致节那天……”

人类的历史就像飞车，是一圈又一圈地盘旋上升的。圈子与圈子不同，有金灿灿的圈子，也有血淋淋的圈子，但是它们都同样分成360度。例如，从0度出发，往前经过10度、20度、200度、300度，然后又抵达0度。是的，我们又回到了0度，的确如此。但是，我这个数学头脑看得很清楚，这个0全然不同于那个0，这是一个新的0。因此，原先的正0换上了负0。

你们还应该明白，只有算术四则才是永恒而不可移易的。而道德只有建立在算术四则基础上才是伟大、不可动摇、永恒的道德

现在让我们在“权利”观念上滴上一滴强酸试剂。即使在古代，一些最成熟的人也懂得：权利的根源是力量，而权利又是来自力量的功能。我们面前是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一克重的砝码，另一端是一吨重的砝码；一端是“我”，另一端是“我们”，即大一统国。显然，认为“我”相对于大一统国，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抵得上一吨，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得出一种分配方式：给“吨”以权利，给“克”以义务，于是就有了由渺小到伟大的不二法门：忘记你是一克，而把自己当作百万分之一吨……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

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

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为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它会突然死去，便不时地伸手进去抚摸它。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一个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

还有小耗子，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夏牧场，趴在铁笼子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晚上，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但还是怕它冷着，又包了一层毛衣。寒冷的夜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一点一点咬破。它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

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它：“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她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

——不是过去喜爱过的那种，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些过去的事物、过去的感觉，永不再有了。她九十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

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啊？”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于是第二天晚上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她挂了电话，立刻买来驼毛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儿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缝了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三趟班车，坐了十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