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武装同志大多数感两月长途困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留连休息筹款给兵之表现。非同志之表现尤为不好，怠慢迟延，本来可24日集中揭阳者，竟至27日尚未完全集中，这是我军遭大大失败的罪过。

而起义军战斗力最强的二十五师已驻守在三河坝。从那里赶来至少也要数天的路程。天各一方的起义军大有被分割吃掉的危险。在事后的报告里，叶挺说他曾“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空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民军，但此提议因负责同志不赞成”而未被采纳。相反一些领导人却又决定将起义军进行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率领第二十军第三师，以及从叶挺部队中抽出一部分人马，以警卫潮汕；其余部队在叶挺、贺龙率领下，向揭阳进发。

这样，起义部队经过辗转南下，已严重减员，到广东大埔时已不满1万人；在三河坝、潮汕又两次分兵，剩下兵力就更少了，仅有五六千人，况且均已是疲劳之师，面对前来堵截围攻之强敌，己处于明显的下风口了。

当起义军抵近潮汕时，才发觉黄绍竑所部第七团已经由江西直入广东平远县，虎视眈眈地盯住了起义军。

如果起义军此时立即回师进攻这一股敌人，还有可能固守广东。可是长途跋涉的部队到了潮汕后，忙于开会、筹款、建立政权，延误了几天才集中兵力开入揭阳，再转向兴宁。

这时候，李济深又加添了8团主力军到达兴宁，与敌黄绍软所部七团，钱大钧部两个团，以及敌何辑五的潮汕守备队约两个团，互相连结起来，遥相呼应。

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写日记使我看得更清楚。别漏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哪怕它们看上去无足轻重。千万别将它们分门别类。应该写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人、我的那包香烟，因为它发生了变化。应该精确判定变化的广度和性质。譬如说，这里有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我应该努力说出从前我如何看它，现在又如何……它。那么，这是一个直角平行六边形，它突出在——蠢话，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另一方面，当然我能随时找到前天的感觉——对这个墨水瓶盒或其他任何物体的感觉。我必须时刻准备好，不然这个感觉就会再次从我指缝间溜走。不应该……而应该小心[...]

虽然张太雷说得隐隐约约，周恩来、张国焘都已听得明明白白。就是说，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张国焘也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周恩来、张国焘都不说话。张太雷自己也感几分尴尬。

可是，张太雷在稍事休息之后，重逢的喜悦已悄悄从他脸上逝去。敏感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异样。果然，张太雷不愿在会上传达中央指示，要先与张国焘、周恩来单独谈谈。

张太雷语调低沉，有时甚至打嗝：“因为你们不在，中央在8月7日开了个会。在汉口，秋白同志主持的。主要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统治已经结束，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同志，还有我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周恩来太想知道中央的指示，愁肠百结。终于在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人们盼望的救星——张太雷衔中央之命，从香港潜来汕头。

广东省委拿给周恩来他们看的中央来信有一封，写信时间是8月4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他用最经济的口部肌肉运动说这四个字，恰够鸿渐听见而止，没多动一条神经，多用一丝声气。鸿渐发慌得腿都软了

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不要求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取得成功。

这架势，好像起义军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可是后来事态的急转直下，改变了起义军的美好愿望。

起义军到此是要取得国际援助的，可是踮起脚尖，只有茫茫大海一片，望不见“国际”的桅顶冒出海平面。

起义军到此是要与中央取得联系的，可是没有只言片语，没有半句指示。

我军近4个团，而敌军10个团，我们长途劳顿，敌军以逸待劳，因此敌人占“天时”，不能再当他们是手下败将。我军在三河坝是背水作战，敌军则夹梅江而下，又占“地利”。我军得到大埔、三河坝党组织和群众的拥护，他们要求我军发枪支弹药，要求配合我军作战，提供侦察情报，控制船只，救护伤员，我军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敌人占了两项，

两天后，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张国焘、李立三和彭湃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处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

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以及朱德的一部分人，就这样留在了三河坝，以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的侧背。

根据情报，知会昌败军钱大钧部经过一个月来的补充和整训，已恢复到10个团近2万人，有经淞口沿梅江两岸进击三河坝的可能。而三河坝的起义军只有二十五师的3个团，加上朱德的少量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