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朱德带着由机关里二十多人组成的长枪兵，在离三河坝8里外的地方，与黄绍竑的先头部队接火，黄部不知虚实，打了几枪就朝淞口方向退却。朱德乘势派出8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势，发出很大的声响，让敌人误以为大军在此

此时，起义军的主力已经在300里以外的潮汕；而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赶到。

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竑部有一团兵已达离三河坝只有30里的淞口，可以在3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还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就有一支50支枪的地主武装潜伏着，准备做黄部的内应。

“这一个月给了反革命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地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的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钩牵制朱（德）、周（士第）部，集中力量对付叶贺。”

揭阳出兴宁、五华，攻惠州，占领广州。他们主要是担心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很快攻下，就难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由于苏联顾问纪功的坚持，再加上一般军官在长期行军后渴望得到一个地方休息，多赞成这种主张，于是会议决定采纳后一方案。这个仓促决定，加速了起义军走向失败。

20多年后，陈毅将此决定称为“悲惨的决定”。

周恩来在长汀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对攻取东江的计划再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

周恩来、叶挺主张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淞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兵力（至多两个团）取潮汕。他俩认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预计可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迁缓，使敌人有时间集中兵力和抢占有力地势。

另一种意见主要是贺龙和刘伯承，他们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小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攻惠州，占领广州。他们主要是担心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很快攻下，就难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由于苏联顾问纪功的坚持，再加上一般军官[...]

自瑞金出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起义军分3批梯次行进。

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俾迅速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员，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大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了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人们追求奢华，与其说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往往是那些担心被人看不起的人，为了使自己不会显得太过寒碜，才会添置这样一件特别的家具，藉此传出一种信息：我也应该得到尊重！

我们依赖他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尊重从而感觉到自己还不错。

我们的自我看法决定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難，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業成功或是如何操作電腦軟件的書。不過，我的中國編輯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