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采访 万彬彬 圣・奥勒佛大学当代比较文学系教授

访谈

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正因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会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正因为充满了博爱，人才能在艺术的境界里超脱、升华。只有庸人和浅薄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王子光这类事情，我们黄泥街也许永远是一条灰暗无光的小街，永远是一条无生命的死街，永远被昏黄的小太阳静静地曝晒着，从来也不会发生哪怕一件值得永久纪念的小事，从来也不会出一两个惊世骇俗的大英雄。然而从齐婆在厕所边进入那种太阳和冬茅草的意境那一瞬间起，黄泥街的一切都改变了。矮小破败的茅屋蠕动起来，在阳光里泛出一种奇异的虎虎生气，像是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屋顶上枯萎的草向着路人频频点头，宛如里面灌注了某种生命的汁液。黄泥街新生了。

有一具女尸，横躺在马路中间的水里，全身像海绵一样吸饱了水。

那剃头的裸着上身立在水里，正用刀子割断一只猫的喉管，弄得血淋淋的。

“这河水溜溜滑滑，有点像洗过澡的脏水呢。”

“墙上到处长包，夜里一醒就听见墙壁炸响。”

“涨水必要死人。”

“水里有股粪味儿，我觉得会要发瘟疫了。每次水里有粪味儿总要发瘟疫。”

“耳朵里面捣鼓了一整夜，早上我用一枚钉子去挖，挖出一条虱子，一堆虱子蛋。”

胡三老头伸着干枯的细腿坐在马桶上晒太阳，看见黄水就像一群湖鸭子似地涌过来。他眯着细长多褶的老眼看了一会儿，说：“哈。”就慢慢支起庞大的躯体，进屋闩了门，躺到床上去了。苍蝇从天花板缝里掉到帐顶上，落一只就嚓地一响。天花板缝里老是长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苍蝇啦，蛾子啦，甚至还长一种极细小的黑蘑菇。他的女儿每天手持喷枪，通通通地冲进来，朝天花板喷射“滴滴涕”。胡三老头躺了一会儿，刚要做一个梦，水就从门口漫进屋里来了，带来一股腥气。“哈。”他又说，费力地翻转身，想：“金龟子背上为什么发红？”

太阳如一个鸡蛋黄，浮在昏黄的泡沫中。街上的小屋被水泡着，像浮着一大群黑色的甲壳虫。

母亲决定和衣而睡，坚信她不会再醒来，在厨房度过难熬的夜晚。她从姐姐放在床边的保温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等着它稍微凉一些，喝茶时把安眠药一同咽了下去。要是我在那一刻，在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或八点四十五分，和她一起在哈娅和茨维家可俯瞰后院的那间屋子里，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向她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如果解释不成功，我会尽可能唤起她的怜悯之情，让她可怜她唯一的孩子。我会哭，我会不顾羞耻地恳求，我会抱住她的双膝，我甚至可以假装晕倒，或者殴打抓挠自己，直至涌出鲜血，像我看到她在绝望时刻所做的那样。或者我可以像凶手一样打她，毫不犹豫用花瓶砸她的头，花瓶粉碎。或者用放在房间角落架子上的熨斗打她，或者利用她身体不好，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高速发展，向着构建中产阶级社会之路迈进。在日本，一个人进入公司时起薪虽然不高，但是公司会定期给予升职及加薪，一路走下去，在退休时就可以处于中上阶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形态的职场生命周期对日本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常识”。当然，企业的市场战略也全都以中产阶级为目标，配合大家的职场生命周期而展开。但是当这种“合情合理的常识”崩溃之后，许多人开始感受到“做得不好，或许会在中低阶层终了一生”。所以经济复苏但国民生活质量并未提高，实非偶然。

后来，父亲有天狂暴地袭击了妈妈的抽屉，以及二人衣柜中妈妈的那一边，在他的愤怒中，只有几件物品幸存下来，她姐妹和父母通过我要这些东西留作纪念，事实上，它们被放在薄纸板箱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我某次去特拉维夫时带去。其他所有的东西，衣服、裙子、鞋、内衣、笔记本、长筒袜、头巾、围巾，甚至装满她童年时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进从国家图书馆拿回来的防水袋里。我像只小狗，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他疯狂地行动，我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把所有的东西，廉价珠宝、笔记本、药片盒、一本书、一块手绢、一只眼罩和一些零花钱统统倒进一个袋子里。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妈妈的粉饼、发[...]

但是，从那混乱的几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种洁癖，使我周围的生命境遇悲惨。任何没有放好的纸片，没有折好的报纸，或者没有清洗的茶杯均会令我心里不得安宁，即便不是神志不清。直至今天，我像某种秘密警察，或者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施罗密特奶奶那样耽于整洁，每隔几个小时就擦一遍房间，无情地将那些不幸出现在表面的可怜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亚深处，要么就是把某人因打电话留在桌上的书信或散页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遗弃的抽屉里，某位可怜的受难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晾凉，而我却把它倒掉，冲洗杯子，口朝下放进洗碟机，残忍地收起钥匙、眼镜、便条、药品、某人稍不留神没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东西都落入这个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于是乎，[...]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也没有开窗。好像我们怕失去房间里特别的气味，仿佛我们对彼此的气味感到舒适，即使气味变得非常浓烈。父亲一双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色晕圈，像妈妈失眠时那样。我会在夜间醒来，惊恐万状，窥视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样坐着，忧愁地凝视着窗子。但是父亲没有凭窗而坐凝视乌云或明月，他给自己买了台飞利浦牌小型收音机，带有绿灯，他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黑暗中收听各种广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机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响，他伸手调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节目。

然而，透过这层混乱，一种深深的相互体谅之情弥漫着我们冷清的家。父亲终于不再坚持给我规定作息时间，让我自己决定何时熄灯。而我呢，从学校回到空无一人、无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给自己简单弄点吃的：煮鸡蛋、奶酪、面包、蔬菜，还有什么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我还给爸爸切两片面包，里面夹进鸡蛋和西红柿，尽管他一般早就在塔拉桑塔的食堂吃过了。

尽管沉默与惭愧，可父亲和我那时很亲近，正如去年冬天，一年零一个月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和父亲犹如一对担架手，抬伤员攀上陡坡。

这一次我们相互扶持。

刘锜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不喜欢这个职位，却也无法拒绝。他必须到东京来做官家的人质，犹如他不能不到谿哥城去做臧征扑哥的人质一样，后者是对于他的勇气的考验，前者是对于他的耐心的孝验。人们都不能够忘记他是一个大帅的儿子，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刘锜都不得不承受他父亲的余荫。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

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