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

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

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

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

——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看上去就不是好东西，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那年秋天的一个沉闷、幽晦、静寂的日子，暝云低低地垂压着大地，我单身驰马穿越一片无比荒凉萧索的原野。黄昏的阴影渐渐来临，终于发觉愁云惨淡的厄舍府就在眼前。不知为何——一看到这幢府邸，一种难以忍受的阴郁就涌上心头。我说难以忍受，是因为往常即使最为孤绝险恶的自然环境，也常令人感到诗意盎然、心潮澎湃，就此滋生出几分喜悦，可如今却丝毫遣不走这份愁绪。我注视着眼前的景致，惘然若失——兀立的府宅，院落里的天然山水，光秃秃的墙垣，空洞眼眸似的窗户，繁密的菖蒲，凋萎的树丛中的白色枝干——除了瘾君子午夜梦回后的空虚，沉沦寻常生活的辛酸，陡然间面纱飘落的恐惧，我无法以尘世的情感来比拟心中的这份惆怅。我心中一片冰凉，[...]

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