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

及以前的错误，甚至于“文革”前的错误。这其实是很难办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个讲话正是做“历史决议”前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篇文章里，乔木花了他的全部心血。那时我在他身边，帮他请来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龚育之、黎澍等，分成几个组。这个讲话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么成语、诗啊，都费尽了心思。

乔木就找到我。这时干部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祸害，已经议论纷纷，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帮”，人们觉得好多事情都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这就涉及到对毛的错误怎么认识的问题了。到了三十周年庆祝会时，一方面要给人民鼓劲，一方面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个交待。这么重要的节日，对过去的错误不谈一下，对国内国际都不好交待。中央就决定三十周年国庆讲话还是要涉及以前的错误，甚至于“文革”前的错误。

194九年以来三十年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总结”。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回忆了起草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讲话稿的经过：

1979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帅出面讲话。那时叶帅德高望重。起草讲话稿，就落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头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甚至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显而易见，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之后，像一道紧箍咒，从此紧紧束缚了华国锋的思想。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也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效应。华国锋奉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政治报告，是党在一个时期内工作的“主旋律”。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错误连篇，不能不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则必然导致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

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覆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高度评价“文革”：

“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而且全面肯定了“文革”。华国锋这么说道：

“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南北卫，像是常备军，实际上，时期也只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结果全国皆兵，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如会稽吴楚，远赴渔阳上谷，也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

总书记：胡耀邦。

书记：（以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这时，胡乔木在党内的职务，已比“文革”前高了——那时他只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

意见提得很匆忙，考虑不周，敬请原谅！

胡乔木 邓力群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此后，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书记。书记处的成员如下——

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

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亲历太多，不能再沉默了。因此，我们希望报告稿能：（1）确定领导的含义，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领导。（2）对文联、各协会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作出切实而有益的规定。（3）报告全文尽量用建议口吻而不用号令口吻。

（三）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考虑把时间缩短，范围放宽（整个文艺界，而不是一小部分和一个地区）。因为许多问题一时难以作出结论，是否由现状出发，在为解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

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

（二）文艺与党的关系如何提要特别慎重。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这个问题要打破条条框框彻底研究一下，因为不正确不适当的领导有不如无，世界文艺历史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也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这与科学、哲学完全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