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

他们给他留下的唯一东西便是对妇女的恐惧。托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与害拍之间找到一种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

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米兰·昆德拉1986年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本书书名（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的Being。他强调这是一个让大家不舒服的词，being不是existence（存在），不是life（生命），不是condition（状况）。他反对把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译成“活着还是死去”——而这不仅仅是捷文译者也是中文译者通常的译法。总结他的意思，他的being比“生命”含义更宽广也更抽象，大致相当于中文的“在”；甚至可以说，“在”也不能够与之完全等义和对译。

古人云：‘不遭者可无不为。

辱门户、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

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感觉到温馨的生命之轻从未来的深处向他飘来。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重得连俄国人的千万吨坦克也微不足道。

没有比同情心更重的了。哪怕我们自身的痛苦，也比不上同别人一起感受的痛苦沉重。为了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痛苦会随着想象而加剧，在千百次的回荡反射中越来越深重。

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这一番讲演，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

比如说桃花水，在桃花开的时候，河水会漫涨起来，鲤鱼会在水花生丛里交尾，激荡出水花和声响。

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愿失望

但我眼前的她却像是迎接春天到来的初生之犊一样，从体内洋溢出一股鲜活的生命力。那对眸子彷佛是个独立的个体似的滴溜溜地转来转去，时而笑，时而怒，时而悲伤，时而灰黯。

"我和渡边相似之处，在于我们未曾想过希望别人了解自己。"永泽说。这是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别人都忙看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渡边也不是。因我认为别人不了解我也无所谓。我是我，别人是别人。

接着遭殃有轻有重的，是东大街、劝业场、大什字、小什字、暑袜街、总府街、湖广馆街、棉花街，这十多条街道上素称繁华的商家。也有街道并不怎么繁华，比如金河边上的半边街，但因这里全是机房与绸缎铺，这时，成都丝织业很发达，绸缎铺都很殷实，光看推光漆门面、金字招牌、过年时朱砂笺纸对联、苏州格式挂灯，都是名家写的字，高手绘的画，那气派并不亚于东大街的商店。所以半边街“在劫难逃”，一些绸缎铺，被抢得还格外严重。只有像傅隆盛伞铺这类的手艺铺子，本钱有限，货不值价，赚得的一些盈利，谁也知道只够掌柜、伙计、徒弟的极为菲薄的吃缴；要是一个月没生意，老本吃光，只有关门倒灶一条路。尽管这类铺子开在十字要口上，却是保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