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马机构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从不参与争吵，而是瞅准鹬蚌相争的时机，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览奏后，光绪让李鸿章拟了一个黑名单，上榜的统统撤销，一口气裁了光禄寺（宴飨）、鸿胪寺（迎宾）、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三省的巡抚等闲衙冗职。

当然，不明真相的反对派又把账算到康有为头上。

一次性炒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评价是：在中国政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本来就很夸张，在许应骙的演绎下，更成了一部掺杂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阴谋片：康有为进献药水，光绪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开始在宫中设礼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虽说比《等待戈多》还荒诞，但联系到让皇帝改国号“大清”为“中华”之类的狂暴举动康有为没少干，群众也就相信了。

混乱使康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沈曾植深忧变法会因康有为的鲁莽而灭裂；张元济和梁启超都劝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广仁更是写信抱怨道：

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有为成了活靶子，破鼓万人捶。

对真正的改良派而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你不是要设法律局吗？那我先从各部抽调司员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体士民皆可上书吗？那我改为职官交本部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总之大事办小，声东击西，各种磨洋工。

强催之下总算开了个农工商局。从名字不难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绪把原十二专局里的农商局和工务局给合并了。

许应骙也没闲着，发动水军造谣。

谣言起于康有为的异想天开：把全国的寺庙都改为学堂。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窝里斗的军机大臣们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一起，准备抗“开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声，反对道：小心狗急跳墙，逼得皇上用大杀器。

指的是光绪独有的终极技能——明发上谕。一旦发动，将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届时，一切将覆水难收。

以光绪从小就喜怒无常，动不动便拍碎玻璃自残的缺陷型人格来看，并非没可能。

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个字：磨。

只好请外援分担风险，要求皇帝简派军机大臣一道来讨论。

这招狠就狠在，军机处除了廖寿恒，个个跟康有为有仇。连王文韶这种原本谁都不得罪的酱油男也紧握双拳站了出来，毕竟制度局一开军机处就废了——没了酱油瓶还打个锤子酱油？

但光绪不得不同意。多年来，各地督抚养成了一切唯直隶总督马首是瞻的习惯。荣禄不动，除了大右派陈宝箴外，谁也不敢妄动。

于是，总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请却绵里藏针的圣旨：

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

康有为毫不在意。难得吃定了皇帝，过把瘾就死也值，继续推波助澜：“皇上不想变法图强则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开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减速，光绪无所顾忌，把康有为的提案交相比于军机处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讨论。

谁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决，只好去找慈禧定调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于是，总理衙门出炉了一份针对康有为的批驳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绪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办乎？重议！”

奕劻当时就震惊了。

欢迎来到天朝，流氓和骗子的乐土

这就让反对派兔死狐悲了。

已迁礼部尚书的许应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挠，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参其“迂谬”，光绪又准备罢一个。

刚毅替之求情，不许。又请求“令其申辩”，勉强答应。

许应骙连夜走访求教，刚毅传了一损招。

在上疏自辩的同时，许应骙大肆攻讦康有为。反正康的烂事奇货可居，不愁没人转发。

刚毅则趁势跑到慈禧那煽风点火，终使对许应骙的处分没了下文。

八股好歹艰难地被废，制度局则涉及到砸饭碗，还一砸一大片，怎么看都感觉离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变法被拖上了党争的轨道，一些原先支持康党的改良派也纷纷却步甚至倒戈。

同样愤怒的还有翰林院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传言说该院也要削减编制——铁饭碗不铁了。

连李鸿章都忧虑康有为的人身安全，让于式枚上门劝他雇佣保镖，以防被刺。

从蒲松龄到吴敬梓，恨八股的可谓人生代代无穷已，之所以江月年年只相似，盖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康有为改八股为策论并不新鲜，却因主观性太强，给阅卷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浙江学政陈学棻很傻很天真，据实上奏，光绪批了一句“既然不会看策论，便不要视学了”，当即免职。

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大大低于康党的预期。梁启超评道：“总署行走，可笑之至。”

好在给了个专折奏事之权，不用再靠他人转呈。

紧接着，被康有为称为“扫云雾而见青天”的废八股提上了议事日程。

命下之日，却根本不像他所忽悠的“欢声雷动”，而是引发了比禽流感还广泛的恐慌。

当时会试举人集于京师者近万，这帮人聚餐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问候康有为家的女性亲属。

慈禧叹了口气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你做总督，但凭知道的做吧。”

李鸿章退下后神色大变，转告康有为，提醒他小心。

光绪的召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康忽悠成功地使皇帝相信：变法不必罢免大臣，专用小臣即可。大臣无办事之劳，无丢官之虑，怨恨的言论自会平息。

一厢情愿罢了。

几天后，上谕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正五品。

朝房内，康有为与荣禄狭路相逢。后者轻慢道：“以夫子之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

康答以非变法不可。

荣禄鄙薄道：“早就知道法当变，但是一两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

康有为大怒，忿然道：“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荣禄寻思着没得势你就狂成这样，真要大权在握，还不得血海飘香？

入见慈禧时，李鸿章在场。荣禄力言康有为败坏朝纲，皇上若过于听信，必有害大事。

怕分量不够，又看着李鸿章，说李相经历的事多，当为太后言之。

李鸿章当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然后跪在那纹丝不动。

光绪最大的败笔在囿于成见，不肯起用李鸿章。

外交靠总署，内政看军机。李鸿章曾私下对人说，康有为废八股是干了他想干而不敢干的事。

的确，三十年前他就认为士大夫“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多次上疏，虚虚实实地试探朝廷废八股的可能性，结果遭来一片“用夷变夏”的唾骂。

时过境迁。把这样一个奕訢推荐、慈禧倚重的人从总署大臣调任军机领班，既不会遭遇阻力，又为变法上了一道保险。

结果却是，中枢大换届，李鸿章只得了一枚勋章、一份太后赏赐的食物以资鼓励。

6月16日，颐和园仁寿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康有为受光绪召见。

同在园中的还有前来领旨谢恩的荣禄和李鸿章。

朝房内，康有为与荣禄狭路相逢。后者轻慢道：“以夫[...]

与翁同龢开缺同时颁布的还有两条谕令：一、王文韶调北京补翁留下的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和户部尚书之缺，荣禄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往太后处谢恩。

可见，为了能自主经营，光绪跟慈禧签了霸王合同。

第二条不消说。而第一条，督办军务处撤销后，小站新军直接隶属北洋大臣。把后党门神荣禄放到这个位置用意不言自明。

调整后的军机处，刚毅继续刚着，裕禄态度不明朗，王文韶打酱油，钱应溥老迈、常年病休，剩下一个支持变法的廖寿恒孤掌难鸣。

翁同龢老泪纵横。他退还了银票，留下了信。

历史在这一天转折。

洋务运动以来，晚清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既要重用李鸿章等干才，又要防止其坐大。

甲午之后，以北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宣告破灭，如何“再造中央”成为核心的国家议题。

让人充满了想象的一种可能是光绪树立权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而主导这一伟大使命的却是差强人意的翁同龢。

但无论如何，平稳掌舵的政治经验是年轻激进的康党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翁去康来所造成的代际断裂使清廷这艘大船顿时惊涛骇浪起来。

曾几何时，他因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闻名于世，以为能大展宏图，再造玄黄。现在想来，上天早就用一件事提醒了他：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那是一次针对洋行的借款。户部一位下属悄悄告诉翁同龢，说经办此事的人吃了不小的回扣。

翁同龢勃然大怒，当即奏明光绪，要求严查分食回扣者，以肃朝纲。

谁知第二天入见时，光绪无奈地摇了摇头：“昨日之事不必追究了。”

这才知道，原来慈禧也收了回扣。

翁同龢愀然无语。

此番失势，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官场对出局者的冷漠。无人替他说话，无人为之送行。转道天津时，终于收到一封语带宽慰的信和一张价值不菲的银票，竟是同他不算亲密的袁世凯在人情凉薄之际送来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