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冲浪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

两天后，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保奏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之材”，光绪意欲召见，翁同龢再次虚与委蛇。

也是最后一次了。

6月15日，翁同龢的生日。

凌晨1点，窗外下起了绵绵细雨，“喜而不寐”的翁同龢索性起了个大早，向空叩头后入宫。

宦官传旨让翁勿入，而令和他一道前来的同事进见。

等了一个小时，同事出来告退，宦官宣读圣旨：

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

罪状有两条。

第一，近来办事多不允协；第二，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情状。

一代书法大家翁同龢从此告别了政坛。

刚枢密决非《走向共和》里粗俗无知的形象，心思细密的他曾为庆贺太后大寿特意制作了十二面镂花雕饰的精美铁屏风。

问题是中外馈献堆积如山，慈禧早已麻木，任何奇技淫巧都激不起她半点兴趣。为了引人注目，刚毅狂洒银子，买通太监，将屏风放在内宫太后的必经之处，果然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命将之移置寝宫……

奕訢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促使刚毅刚猛起来。他串通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各种构陷，终于拱翻了翁同龢。

光绪试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条件反射般垂死病中惊坐起，把多年来对翁阻挠洋务、盲目主战的积怨瞬间爆发：“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弥天大错！”

五月，奕訢去世，光绪正式向慈禧摊牌。

两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慈禧默许光绪变法，光绪则将翁同龢炒鱿鱼并裁撤督办军务处。

使慈禧决意搞掉翁同龢的是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

此人之反动举世罕见，曾有“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语录传世，嚣张跋扈。坊间传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

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国书时，光绪不再命旁侧的奕劻转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如此僭礼之行，既不和总理衙门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张荫桓一人事先知晓，这不能不让翁同龢对张的用心产生怀疑。

恰好徐桐参张荫桓“唯利是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坚拒。两人相持不下，争执剧烈。

真正致命的打击是奕訢的临终遗言。

慈禧和光绪探视病危的奕訢，在问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时，他推荐了四个人：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四月，德国亨利亲王访京，光绪准其乘轿入东华门，拟在毓庆宫接见。而刚经历了胶州危机，受够了德国鸟气的翁同龢则表示强烈反对。

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翁同龢的底线

翁同龢马上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

直到此时，戴在康有为脸上比川剧变脸还多的层层面具才全部揭开：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也不是要求议会的改良派，更不是遵从孔孟的传统士大夫，而是迷信权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即将登顶成功的康有为临风而立，俯瞰众生，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沧桑道：

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问题是康有为见光绪不断催要自己的论著，索性来他个“小变不如全变，缓变不如骤变”，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废八股和开制度局。

一个从广度（士林）一个从深度（高层）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干净净。

制度局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康有为的设计，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地方“道”一级设新政局、县一级设民政局，彻底架空从军机处、六部到地方道县的各级官员。

满御史乐颠儿乐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绪便接到一封奏疏，上书：请迅速起用檀道济……

正气得胸闷，又收到一折：

日本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大臣前往，与该两国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由于各部的满族主事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外放和升迁的机会，朝廷往往让熬了多年的满主事去当御史，以示优待。

结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战争正酣时，一日早朝，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在午门外和同僚论及军事，叹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宋朝的名将，王懿荣以此指代左宗棠的爱将、常年卫戍新疆的甘军首领董福祥。谁知一个满御史闻言凑了过来，问“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

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写。

接着分门别类地陈说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结社、海军和陆军的改革方法，把荣禄憋得中途离场。

最后呈上新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供采鉴。

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用两个字形容康有为白天的表现：

狂甚。

从这一刻起，翁师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轻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绪的渴求急变解读为孟浪，确实是因为陛下跪了太多的废柴。

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

翁同龢问筹款之方。

康有为：“日本银行的纸币、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土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变更制度，收入可相当于今天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