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开始考虑转型，在给刑部主事、著名学者沈曾植的信中写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沈曾植见他可怜，一片好心，把王闿运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学考》借给了他。

结果就轮到廖平倒霉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无奇，几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头魁，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把他调到自己手创的尊经书院着力栽培。

事先请示：无论请安、侍膳，还是陪看戏，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实。

事后汇报：光绪有独立的朱批权、口谕权，但在处置后的第二天必须向慈禧报告。

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里办公，太后虽在远处，仍可大致看个清楚。不过必须承认，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为，1888年的受挫实与政治气候不宜有关。蹭蹬了一年半，一事无成的他颓然离京，临别之际还口占一诗，其中恶狠狠道：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又把账算到了虚拟的顽固派头上。

为此，还专门找翁同龢商量，说醇亲王的病御医无可奈何，朕私下延请的民医徐某诊治后倒大有转机。谁知宫中竟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

翁同龢仓促间不知如何回答，光绪断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满终于公开发作。

对包办婚姻，光绪虽没有像五四青年那样勇敢地说不，但在婚后第四天，借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销，将菜肴分赐给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时引发坊间无数议论……

从1894年起，慈禧开始常住颐和园。帝后之争最终以恐怖制衡的结构固化下来。

慈禧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放权。

正确答案其实只有一个。慈禧违心地下旨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屠仁守被撤职查办，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经达到，气得慈禧天天对翁同龢发牢骚：“我的心事他们全然不知。”

但在光绪看来，慈禧根本就没有资格生气。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时，他就怀疑慈禧想谋害死自己的父亲。

十几年的骂人经验，文字已玩儿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龙术：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忙，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写“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请皇太后阅览批示后，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实际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刚直不阿闻名，砍起人来堪比屠龙刀，江湖人称“西台孤凤”。

这样的人，对曲学阿世不感兴趣。

愤青再不靠谱，也比善变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开了帝后两党斗争的序幕。

都知道光绪喜欢珍妃，慈禧却内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为皇后。

并且，按理说归政了就应该搬到专供先皇遗孀居住的慈宁宫去，慈禧却跑到宁寿宫，权力隐喻不言自明——此宫是乾隆为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养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萧规曹随，不愿交权的讯号再明显不过。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诡异的奏章。

最好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繁衍了种族

按规定，秀才上书必须由国子监代呈。恰好国子监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门生，于是，康有为的宏文摆到了翁的案头。

要不是撞上敏感时期，说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领袖的赏识。

已和奕譞达成共识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绪大婚亲政之后，一切都将明了。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唯愿权力能顺利交接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就像当年奕訢下台时深感独木难支的李鸿章所发出的喟叹：

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

当晚的日记里，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绝呈递康文的原因：

言语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

。

两个头脑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闹剧。

徐桐拒了康有为三次，又派人来问他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有为写了一封措辞乖张的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却说“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指责其尸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科场再次失利的康有为开始遍访京城权贵，兜售他的变法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

后世论及此疏，多称其主旨为“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良”——就算训练有素的职业影评人，要想过度阐释到这种程度，还是很困难的。

上书约五千字，无非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陈词滥调，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问题是新法长什么样，怎么变，康有为全然没有提及。

徐桐家住东交民巷，离各国使馆很近。康有为但凡脑子正常点，看见他家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也该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师的徐桐极端守旧，《清史稿》说他“恶西学如仇”。并且极端昏聩，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听说有个国家叫美利坚后又不高兴了：“我大清什么都美，美国有什么可美的？我大清什么事都顺利，美国有什么可利的？我大清军队无坚不摧，美国有什么可坚的？”

作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学术上的造诣远逊其师，亦不如李鸿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应篇》晃来晃去，常遭同僚耻笑，只因资历老年纪大，倒也没人管他。[...]

通过在科场外免费发放和对官员赠书，广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社会精英。1894年，李鸿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全国，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种盗版。

同时，广学会经常举办有奖征文，命题广泛，无所不包。康有为参加过一次，得了个末等奖。

但很明显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1888年，康有为再次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开考前，三次登门求见内阁大学士徐桐（1819—1900）。

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学大师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学，进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学。在朱老师病死后又四处游历，访名山大川，交鸿儒达官，足迹远至香港。

英国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洁，康有为深受刺激，转而攻读为数不多的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块吸取知识的海绵。

这些书大多出自上海的广学会。

由赫德任董事长、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广学会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学类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居然，就中了。

此后一帆风顺，时隔两年竟高中进士。

真可谓旦夕祸福转念间。

其实也不奇怪，县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注重文采，文学天才加点八股训练便可应付，像梁启超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一考一个准。

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则必须学富五车真知灼见，光靠耍笔杆子是糊弄不过去的。因此，不通的举人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则不多见。

而康有为的问题在于，积累甚广，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却并不出众，故常年困厄于地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理素质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也难怪。据他回忆，自己出生时有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轻静坐时有幻象（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而这类始终坚信天将降大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疯人院便是颠倒众生折腾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验康有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个“Chosen One”。于是，接下来十三年里，康同学的身影辗转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场，其结果却是六考六败。

1893年，毛泽东都出世了，康有为已经三十六岁。搁现在，这把年纪考公务员都不让报名了。

所幸心力强大，硬是拼了老命再进考棚。

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永远是成功学和养生，康有为想逆市而为，其结果便是《公车上书记》一再滞销。《申报》上六次声势唬人的广告显示，两个月内，该书售价便从两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会问，康有为好歹也是搞国学的，为什么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错了胎，生在一个无论你搞什么先得被当时万恶的教育体制搞一遍的时代。

从小博览群书的康有为在广州府连考三次，十六岁才混了一个秀才文凭。

科海无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就在同一个考场，三战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发疯去找上帝寻求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