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当道，只因好人还不够努力

事实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数派报告，而是终南捷径。

比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就因声嘶力竭地拒和，半个月内跳了两级，擢为侍讲。

当年夏天，康门弟子编写的《公车上书记》出版，梁启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盖因时议未消，当事者众，忌惮舆论，不敢造假。

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杀手康有为又开始炒作《公车上书记》，说此书“为人传抄，刻遍天下”——这可真是高估了国人对时政的热情。

要不是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无名英雄多半当定了。

更扯的是，张荫桓遇人不淑也就罢了，还把好友孙毓汶搭了进去。

身兼“位高”与“主和”两大因素的孙毓汶被康编剧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有为的行动，在松筠庵集会时派翰林院编修黄某前去砸场。

黄某单枪匹马，“飞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刚才还愤愤不平的举子们。许多人当场请求撤销签名，让人不得不怀疑查无实名的黄某是否便是黄飞鸿。

康有为是在同乡凌福彭（军机章京）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学问大、口才好、心气高，招招命中尊师重道的张荫桓的软肋，从此，为康有为奔波劳碌，披星戴月……

康有为考中进士，想当状元，天天求张荫桓帮他运作，结果被阅卷大臣斥退；康有为想巴结翁同龢，苦无门路，张荫桓立刻代为引荐。

如此任劳任怨的下场便是受政变牵连，流放三千里，客死异乡。引为至交的康煞星还在各种场合对张荫桓为康党做出的贡献讳莫如深，恨不得划清界限。

当面对内外交口反对，高层莫衷一是的局面时，孙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辞色俱厉地催光绪盖玺，还拿天津海啸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绕殿急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虽如此，康有为的交际能力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射人。初见人时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依次又问来自何地，有何物产，乡里的长老、豪杰等事。再三细问，取西洋铅笔，一一记录下姓名，藏于夹袋之中……终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样。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二十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主战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康大炮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复出的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里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所处的层面能够了解，他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问题是扫大街的都知道。

清朝人民享有集会的自由。不过，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杨继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八十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三百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问题是他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窃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也自愧弗如。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六十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三十七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

由于效益不彰，搞活无策，庞大的冗员越来越成为国营企业不堪其重的负担，一些调查显示，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中，在岗而没有工作可做的工人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从2月份开始，因讨论国营企业“生死”而声名大噪的《经济日报》刊发一组《破三铁，看徐州》的稿件，继去年报道“四川企业安乐死”之后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铁”的热潮，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并迅速在国营企业中广泛实施。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行动起来的人，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

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

成功的秘诀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而是要让已经成功的人为自己提供帮助，让即将成功的人和自己并肩作战，让不会成功的人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