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

这本记有许多使人恼火的省略。当它坦率的时候也很坦率；但因为是在中国写的，所以不得不对那些被禁的主题遮遮掩掩，或仅仅暗示一下。拜伦看出那本书不仅很不完善，而且“仲侃”用自由随便的分散线索和通过上下文的暗示来弥补那些故意的省略。作为康生的画像，它是失败的，但它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使人继续追踪每一条线索，直到康生生活中深层隐匿的部分被揭示为止。“仲侃”为这本你正在阅读的书提供了一个骨架，而给骨架以血肉的则是其也数百个来源。

到了七○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之时，康生的可怕地位给整个现实投上了阴影，他被认为是先前十年那种民族自残行为的主要罪人。当胡耀邦向全国描述作为政治罪犯的康生的经历轮廓时，他并不是简单地为所有在康生手中受过磨难的人寻求公正；他之所以选择康生为无数邪恶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组织和它光芒四射的缔造耆毛主席。

胡耀邦急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免受康生罪行的影啊，他甚至暗示康生密谋反对伟大的舵手，曾于一九七二年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然后暗杀了那些负责安装的技师。

康生之所以出头，成为伟大民族史无前例之恐怖手段的集大成者，关键点在于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身为中国共产党统治[...]

康生是个无耻的阴谋家和勾心斗角的能手。除了毛泽东以外，他与每一位资深领导人密切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单可以构成一麈中国革命的名人纪念馆。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义的杰作，指控他最亲密的盟友江青通敌。但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成功指控，不因康生的死亡而失去作用：在去世前两个月，康生同毛主席最后一次会面，他警告毛泽东，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应当清洗掉。毛泽东在康生死后听从了劝告。

康生实际上比他所有的受害者活得都长，这是他狡诈的最后证明。他喜爱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把兴趣置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使他得以消除公众的怀疑并隐瞒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尽[...]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动者之一。出于某种拉斯普廷③和伊阿古④式的传统习惯，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泽东的头脑：中国社会必须彻底清除所有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几百万人的生活被永远毁掉了。仅仅康生发动的一次反“外国特务”运动，据说就有九十四万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无辜者。他们的命运就是以审讯、监禁到处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江青和“四人帮”这些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初统治中国的激进派集团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如何更好地将这场运动转向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胡耀邦的报告中，康生是“‘四人帮’的黑顾问和刽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国各个[...]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些崭新的问题要去面对。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环境问题。因此，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的哲学潮流就是‘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这是挪威哲学家那斯(ArneNaess)所给的名称，他也是这种哲学的奠立者之一。许多西方的生态哲学家已经提出警告，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根本就是错误的，长此下去，势必将会超出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谈的不只是环境污染与破坏这些具体的问题。他们宣称，西方的思想形态根本上就有一些谬误。”

“我认为他们说得对。”

“举例来说，生态哲学家对于进化观念中以人为‘万物之首’的这个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人类这种自以为是大自然主宰的想法可能会对整个地球造成致命[...]

康生是个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他把斯大林主义镇压和控制理论引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作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他把对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彻理解带回中国：怎样在审讯中逼供取伪证，以此达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康生把这些才能供毛泽东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们的配合默契十足。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直到八○年代中期。

康生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消灭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他偶尔也抓到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个人的敌人和其他人，他们被迫作出的供词都是为他自己肮脏的意图服务。像威斯康辛州参议员[...]

毛泽东则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力来回护他。尽管康生干了许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擅批评。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康生施行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义愤填膺，但毛泽东认为应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选出来，做为反“右倾”的一次胜利而广为赞扬。身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集会上的代表，康生在适当的时候会随意歪曲会议记录，挑选他认为主席想听的东西汇报，并给自己带来荣誉。其他出席那些会议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敢对康生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毛泽东相信，如果从康生那儿听到什么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据可靠的证据，康生还是江青[...]

尽管康生最后一个进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却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人。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年代或三○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三○年代中期史诗般的长征期间同毛泽东结下了牢固的关系，而那时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使自己成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主席优越的知识分子。康生和毛泽东在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后在北京，而后在晚年巡视国家的途中，一起[...]

“你知道‘荒谬’的意思吗?”

“不就是指没有意义或非理性的事物吗?”

“一点没错。‘荒谬剧场’是‘写实剧场’的相反。它的目的在显示生命的没有意义，以使观众起而反对。它的用意并不是鼓吹人生没有意义，其实正好相反。他们借着显示、揭发日常生活情境的荒谬，进而迫使旁观者追求较为真实而有意义的生命。”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荒谬剧场经常描绘一些非常琐碎的情境，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超写实主义’。剧中描绘的就是人们原来的面貌。可是当你把发生在浴室的事情或一个普通家庭平日早晨的景象搬上舞台时，观众就会觉得很好笑。他们的笑声可以解释成为一种看见自己在舞台上被嘲弄时的防卫机转。”

“正是如此。”

“荒谬[...]

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泽东和那个专干卑鄙勾当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关系。对局外人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或许是一位农民气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来统治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却受到诡计多端的“坏警察”、东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响。

康生是谁？一个模糊又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员，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泽东的媒人、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顾问。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显赫，源自他多年来一直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他建立了一套体系，用来消灭成千上万中国同胞，奴役且折磨数量更为广大的民众。

康生微妙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

“当你谈恋爱，正等着你的爱人打电话给你时，你可能整晚都会‘听见’他没有打电话给你。因为你整个晚上注意到的就是他没有打电话来。当你跟他约好在火车站见面时，月台上人来人往，而你没有看见他。这些人都在那儿，但他们对你却是不重要的。你甚至可能觉得他们很讨厌，因为他们占去大多空间了。你唯一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他不在那儿。”

“多悲哀呀。”

“西蒙波娃曾试图将存在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萨特已经说过，人没有基本的‘本性’。我们必须创造自我。”

“真的吗?”

“我们对于两性的看法也是这样。西蒙波娃否认一般人所谓的‘女人的天性’或‘男人的天性’。举例来说，一般人都说男人有所谓的‘超越的’或‘追求成功’的天性，因此他[...]

“虽然萨特宣称生命并没有固有的意义，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他不是我们所谓的‘虚无主义者’。”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

“就是那些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有意义，怎样都可以的人。萨特认为生命应该有意义，这是一个命令。但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创造自己的生命。”

“在整部哲学史中，哲学家们一直想要探索人的本性。但萨特相信，人并没有一种不变的‘本性’。因此，追求广泛的生命的‘意识’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我们就像是还没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提词人低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在圣经或哲学教科书中学到该怎么活，就很有用了。”

“你讲到要点了。但萨特说，当人领悟到他们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死，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可以攀附时，他们就会愈加恐惧。你可能还记得祁克果在形容人存在的处境时，也用过这个字眼。”

“嗯。”

“萨特又说，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会感到疏离。当[...]

“在整部哲学史中，哲学家们一直想要探索人的本性。但萨特相信，人并没有一种不变的‘本性’。因此，追求广泛的生命的‘意识’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我们就像是还没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提词人低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在圣经或哲学教科书中学到该怎么活，就很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