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才从来就是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祖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奄奄一息。于是对孙有元的死，他立刻失去了信心。

我祖父在理想的死亡和现实的饥饿面前，曾经有过激烈的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屈服于饥饿的力量。我母亲每次都会拿着一只空碗出来。

那些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反而变得幼稚的老人，对我祖父准备死去表达了惊讶的虔诚。

我对父亲和家庭的仇恨，正是在为祖父催死的敲打声里发展起来的。很久以后，我仍然感到父亲在无意之中向我施加了残忍的刑罚。我当初的心情，就如一个死囚去执行对另一个死囚的处决。

能使他灵魂得到安宁的木头敲打声消失后，孙有元苍白无力的嗓音里，飘荡着饥渴的沙沙声。他生前最后的奢望，由于我弟弟的马虎，一下子变得虚无缥缈了。

随后他挺直了身体，推开祖父的屋门，用孝子的声音说：

“爹，木匠请来了。”

孙有元对死的决心，在我父亲看来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我想他在面对自己死亡时是不会弄虚作假的。

生命在面对消亡时，展现了对往昔的无限依恋。水牛的神态已不仅仅是悲哀，确切地说我看到的是一种绝望。还有什么能比绝望更震动人心呢？

孙有元死前的神态，和村里一头行将被宰的水牛极其相似。

纵使亚当斯的观点——精英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掌握了过大权力——是正确的，纵使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之所以成功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小群天才政治家在共和事业最早、最为脆弱的阶段掌控了权力，“共和贵族”与“共和国王”一样都是自相矛盾的短语。它违反了独立战争精神遗产的核心——人民是所有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根源。因此，拒绝精英身份、为“多数”而不是“少数”说话的政治精英，是可容许存在的唯一一类政治精英。共和党人在1790年代最先抓住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与共和党人同属社会或经济精英阶层的联邦党人却败下阵来，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亚当斯可以至死都坚信，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之所以取得成[...]

但是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仅是在给对方写信，也是在给后代写信。

杰斐逊原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所谓的“两件家庭手工品”指的是亚当斯家里自己织的两块布料，既是美国经济应对英格兰封锁的象征，也是对他们过去一起加入美国独立运动的美好时光的恰当暗示。因此，杰斐逊在回信中就大谈特谈家庭手工业的好处，以及对1760年代抵制英货运动的美好回忆，可是最后他却发现亚当斯所谓的“家庭手工品”不过是一个隐喻而已。他送来的礼物原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最近完成的两卷本著作《论修辞与辩论》。

杰斐逊继续说道，“除了政治观点这个唯一例外之外”，他总是看重亚当斯的判断——此时，他们之间的隔阂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句话无异于说，教皇在其他方面是从来不会错的，不过在道德和宗教信仰问题上是个例外。

这就是亚当斯在1809年听天由命却苦乐参半的心情，当时拉什还没有向他报告自己最为奇异的梦。他梦见亚当斯给杰斐逊写了一封短信，祝贺他最近离开了公共生活。杰斐逊也以同样的大度回应了亚当斯的宽宏大量。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最后几年中又恢复了通信，坦承他们各自都有错误与缺点，并交流了他们各自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解，最终修复了曾经辉煌的伟大友谊。接着这两个哲学王“几乎同时步入坟墓，他们都很长寿，一同享受着祖国对他们的感激和赞誉……在他们无数的功绩和荣誉之上，后人又加上了一点：他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