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杰斐逊试图与华盛顿维持表面上的友谊，因此以弗吉尼亚绅士的口吻给他写信，对政治和外交政策避而不谈，只集中讨论诸如他在蒙蒂塞洛的农作物轮作计划、天气的反复无常、种植的野豌豆和小麦，以及施肥的最好方法（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华盛顿以同样的方式回信，直到杰斐逊写给菲利普·马泽的那封信（那封谈到了美国的参孙和所罗门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为止。自此以后，弗农山庄与蒙蒂塞洛之间的所有通信永久停止了。

（如果他想诬蔑一个政治对手，他可以用在这个对手身上的最糟糕称呼就是“盎格鲁人”了。）对杰斐逊而言，法兰西代表着最明亮的未来，英格兰代表着“过去的死亡之手”。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正是“1776年精神”在欧洲大陆的延续。他承认，法国大革命中偶然出现的暴力和误入歧途是一些可悲的变化；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将在全球取得胜利的革命斗争的短暂一章而已。“我相信，他们（法国人）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他在1794年写道，“而且那些入侵法国的暴君将颜面扫地，随着事态发展，注定要点燃欧洲人民的怒火，欧洲人民将起来反抗那些胆敢让他们卷入这种不道德行为的人，并最终将让国王、贵族和祭司走向他们曾长期以别人的鲜血浸染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一度出现了狂热情绪，他认为所有批评法国大规模屠杀的人，都对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茫然不知。

杰斐逊眼中这一切的元凶和反独立战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汉密尔顿；而且，在这幅政治图景上，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这个计划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将拥有英国议会曾经对各个殖民地行使的许多权力。在汉密尔顿恶魔般的领导之下，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又重新创立了独立战争所摧毁的那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银行就是这种逐步加剧的腐朽的最明显象征。杰斐逊看到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在这场阴谋中，那些彻底疏远了作为主体的农业利益（他这样写道：“他们都居住在城市之中。”）的银行家、投机者、联邦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却只知空谈的保王派，已经窃取了独立战争精神，现在正准备在纽约和费城的联邦政府走廊[...]

而且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本人也坚定地反对侵蚀行政部门的外交权力，但杰斐逊还是得出结论，认定制宪会议希望众议院在批准条约上拥有同等权力；众议院是政府中拥有至高权力的部门，有权否决任何想要否决的条约，从而使行政部门“签订条约的权力彻底消失”。

这只是无数场游戏的结局之一。每一场捉迷藏游戏的最后，都以一个人找不到所有的人而告结束。有时七八个，找另外的七个。被找的人藏在村子的隐秘处，藏得严严实实。找的那伙人却悄悄溜回家睡觉去了。被找的人屏声静气，从前半夜藏到后半夜。开始时怕被找见，藏得又深又静，后来故意露出些破绽和声音，想让人快快找见。再后来干脆跑到马路上，大喊：“我在这里。”村子里空空的，连狗都不应一声。也有时藏的人商量好悄悄溜回家去了，让找的人满村子翻找。还有一种情形，藏的人和找的人都溜走了，村子里只剩下月光和风。

“到了天上你便全知道了。你要放下心，先去的人，早在天上盖好了房子，你没见过的房子，能盛下所有人的房子。”

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羊的孩子，看到了整个的人生世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

房子很高，木梯也不结实。我独自爬上房顶往下搬东西。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因为没用被放到了高处，多少年房子承受它们，现在快塌了。房顶到处是窟窿，墙上也布满大大小小的裂缝。我一件一件往下扔。开始扔一些小东西，后来扔大东西，它们坠地的声音越来越大，在村子里引起接连不断的巨大回声。我被震住了，站在房上呆呆地不敢动。村子里空荡荡的，又刮起了风，树上没一片叶子，天空也没一点东西飘飞。突然又剩下我一个人。梯子趴在墙上，短了半截子，我一下害怕起来，想喊，又不敢叫出声——在元兴宫村母亲让我站在房上看父亲回来没有的那个晚上也是这种感觉。我挪动了两步，房顶嘎巴巴响。我俯下身，趴在一个窟窿上朝里面望，看见家里人全在屋子里[...]

他在担任总统时经常说的一段话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还对美国这种主动远离欧洲政治的可能期限做了估计：“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真正朋友都必须看到和认识到，其政策不是卷入任何国家的冲突，而是避开它们的争议和政治。若这些国家相互侵扰的话，我们将遵守中立原则。二十年的和平时光，加上我们可合理预期的人口和资源增长，再加上我们远离强权的地理位置，将极有可能让我们有能力在一项正义事业中，反抗地球上的任何强权。”

1794年他这样写道，“而且我衷心希望，我们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而被迫卷入其中。若我们能够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发展，这将是大自然和命运给我们的最大优势，不需要很多年时间，我们就不仅能够屹立于最受尊敬的国家之林，而且将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民。”

他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那种建立在人们梦想中的远大前景有着本能的不信任，而且更钟爱那种平淡无奇却可触知的现实，正是这种现实决定了胜利与失败之间的分野。就其意识形态核心而言，华盛顿那种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扎根于他对控制的敬奉：控制自己、控制所有能够决定其命运的事件。就其智识核心而言，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他站在了杰斐逊的对立面。在杰斐逊看来，理想就是最高的现实，而且杰斐逊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来自他对世界最终会符合他头脑中的图景的自信。然而，华盛顿认为所有此类图景都是危险的幻梦。

尽管他输掉的战斗比他打赢的战斗要多，尽管他在战争的头两年不停地犯下代价惨重的战术错误（这些错误差点断送了整个独立战争），但到了1778年，他已经对自己要推行的军事战略有了基本理解。在他看来，占领土地——他将之说成“据点之战”——是毫无意义的，战略的关键在于大陆军本身。

华盛顿骨子里是一个倔强而拘谨的人，他总是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姿态，而且习得无可匹敌的维持距离感的技巧。这的确强化了他的威严，但是有点过头，这位威严的人几乎成了“国王陛下”。

“他的举止是如此庄重和威武，”本杰明·拉什说道，“以至于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站在他身边，都好像是他的男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