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我最后的情人,在我刚出生时,她便向我张开了臂膀。最后她拥抱住的,将是我一生的快乐、幸福,还有惊恐、无助。
我认识那个吊死的人,认识扛锨回来的那九个男人,认识那棵歪榆树。那年春天,树上光光的没长出叶子。
杰弗逊和麦迪逊两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敦促他们将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作外国人占领全国政府的确凿证据,这个计划给了他们足够多的正当理由退出联邦。杰斐逊和麦迪逊称同他们一样感到担忧,而且认同他们的政治原则,但并不认同他们的分离主义冲动。他们两人的战略与此不同:不会抛弃联邦政府,而是占领它。就像新首都一样,这也将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种扩展,或者至少是弗吉尼亚人对独立战争的意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意义所持观念的一种延伸。杰斐逊将监督并协调这次作战,并为之提供言论基础:这种言论基础与“1776年精神”有着独特的联系。而麦迪逊将实际领导军队前进,并亲自参与必要的政治斗争。尽管这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十年时间[...]
。最初及随后的几十年之中,它不过是一片空旷土地而已。那些停下来询问如何去美国首都的早期观光客,经常因被告知他正站在首都的中心而感到惊诧。对联邦政府的侵蚀性权力感到恐惧的任何人,肯定会产生一种明显的踏实感:权力中心几乎是不为人所见的。或者,若像杰斐逊那样将城市视为国家的病痛,将农业价值观念看作美国的主流美德,那么华盛顿(特区)似乎就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完美的首都了。若政治权力的集中或者合并会触动人们的主神经,会让人们想起伦敦或巴黎的宫廷官员正在谋划剥夺普通公民权利的恐怖场景,那么美国首都就又一次成为针对这种恐惧感的视觉治疗术:它没有法院,没有走廊,更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它象征权力分散的胜利,而不是权力[...]
弗吉尼亚州对联邦政府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一种声明。尽管他们内心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有着傲慢和地区性的味道,但他们的自以为是确实反映了某种人口和经济现实:弗吉尼亚州拥有整个国家1/5的人口,而且创造了整个国家1/3的商业。更重要的是,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言:“弗吉尼亚人认为自己所有的鹅都是天鹅。”这句话的意思是,弗吉尼亚州精英阶层的确相信,几乎是它一手发动并领导了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弗吉尼亚人习惯认为自己必须是任何形式的各州联合的主导者。新首都的选址向这种自负献了殷勤:它在地理上是弗吉尼亚州的投影。那种鲜明的弗吉尼亚式美国观不过是一种幻觉,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它深信不疑,而且新首都的[...]
1790年妥协的最显著之处是,它规避了一次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对新生共和国构成了威胁的政治危机。但是它也使推动这些政治家行动的各种关于美国未来的互不相容的设想,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现代新生国家中革命政权的暴力瓦解使人们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团结一致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消灭共同敌人之后,领导层就分化瓦解了,人们为建设新生国家提出的不同议程必定会相互竞争和排斥。历史已经证明,确保革命果实比获得革命胜利要艰难得多。在杰斐逊家晚餐桌上达成的协议可谓是政治和解的极致,而且它也暴露了使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们分成不同阵营的尖锐差异:忠于地区还是忠于国家,农业经济优先[...]
他到底是一个弗吉尼亚人,还是一个美国人?他认为这个新国家的奠基时刻是1776年,还是1787年?这些重大问题正如将首都建在波托马克河上一样,都是杰斐逊寓所中那次晚宴留下来的遗产。
汉密尔顿也注意到弗吉尼亚州声明中潜伏的分离主义威胁。他警告说,这是“那种必须被扼杀的精神的第一次表现,否则它就会扼杀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回到1787年9月,当时制宪会议即将完成它的使命,汉密尔顿做了一个预测:新创设的联邦政府要么“完全战胜州政府,并将它们的地位降到完全从属的程度”,否则“在几年的时间中……针对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权力边界的斗争……将使联邦瓦解”。弗吉尼亚州对待债务接管的态度,使他的预言看起来真是一种先见之明。约翰·杰伊和汉密尔顿持有相同的看法,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的合著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向麦迪逊表露过任何东西,因为麦迪逊到底持何种立场,当时已经看不清了[...]
他在战时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那段经历,是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结束的:英军放火焚烧弗吉尼亚州首府时,他却骑着马逃离了,丢尽了脸面。尽管后来被认为没有犯下什么过错,但他还是发誓再也不担任公职了。喧嚣的政治不合他的脾性;只有当他隐居在山顶或者重新设计蒙蒂塞洛的宅邸时,他才会感到怡然自得。他总是为退休做好准备,为了避开妻子早逝给他带来的痛苦记忆,他接受了在巴黎的外交职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作为富兰克林的继任者,他赢得了类似富兰克林的法国化身的声名。1789年当他被邀请在新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时候,他的反抗完全是发自肺腑的,但是麦迪逊一直都能够说服他。更重要的是,华盛顿,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将[...]
其次,报告中还洋溢着汉密尔顿的信心: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一种动力;它不是一种给国家带来侵略性腐败的集合,而是各种国家发展能量以相互促进的方式进行的融合。汉密尔顿对共和主义教条“集中的权力有固有的恶”的腔调充耳不闻,而这个调子正被弗吉尼亚州的异议者在新的“合并”标签下尽情地重新演绎着。对汉密尔顿而言,债务合并简直妙不可言。麦迪逊的参照系完全是政治的,是这样一种理想化观念:国家权力应当是分散的,受到许多分散而多样的利益集团的自然制约。汉密尔顿的思维模式则完全是经济的。他认为,让资本集中在少数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手中,是商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条件。他对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将债券卖给投机者这一点[...]
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暗藏的巨大经济能量,要完全发挥其潜能,不仅仅需要放任自流。显然,汉密尔顿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北美大陆是一个巨大宝藏,这个宝藏一旦被打开,就能够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然而,他在这方面是独特的:他认为要调动这些资源,就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一致管理和战略协调。麦迪逊似乎认为,杰斐逊则在更大程度上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当成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自然运转的障碍。但是汉密尔顿认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是需要人为创造出来的,而且还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监督。他的模型是英格兰:建立国家性银行,商业受到政府规制,有权倾朝野的财政大臣。当然,从波托马克河以南民众的视角来看,这些正是美国独立战争要永久抛弃[...]
杰斐逊还将自己的一个极端乌托邦的建议告诉了麦迪逊,说每一代人都是一个主权体,因此为一代人制定的法律可能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就失效了。麦迪逊以其温文尔雅、不装腔作势、逻辑性极强的方式指出,这个建议确实不错,确实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概念。但是若认真思考,它就不过是一副无政府主义药方,与麦迪逊个人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法架构的政治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了,这个架构将被当代和未来的美国人民持久地信任和尊崇。由于我们知道麦迪逊不久就要成为历史上最热诚、最强大的杰斐逊主义者,因此如下一点就更富启发意义了:1790年以前,他们在宪法问题上走向了不同的立场。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或许事情的发展就始于这颗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颗原子弹,我父亲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父母结婚后住在广岛,战事激烈时,他们一起疏散到母亲的娘家佐贺。他们真的很幸运,没被原子弹炸到。
然而,新型超级炸弹投在广岛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佐贺。父亲担心家里的情形,一个星期后就独自回广岛察看情况。
“人都哪儿去啦?”
看到被炸毁的广岛市区时,父亲还嘀咕着这种傻话。
父亲看到的广岛,就是那样,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东西都被炸毁了,所有的人都死了。而父亲也因为这趟广岛之行,丢了性命。
父亲怎会知道,当时广岛还残留有大量的辐射尘!他因此得了原子病,尽管他只是想去看看家里[...]
第一章
运知青的拖拉机进了山沟,终于在一小片平地中停下来。知青们正赞叹着一路野景,这时知道是目的地,都十分兴奋,纷纷跳下车来。
平地一边有数间草房,草房前高高矮矮、老老少少站了一溜儿人,张了嘴向我们望,不大动。孩子们如鱼般远远游动着。带队来的支书便不耐烦,喊道:“都来欢迎欢迎嘛!”于是走出一个矮汉子,把笑容硬在脸上,慌慌地和我们握手。女知青们伸出手去,那汉子不握,自己的手互相擦一下,只与男知青们握。我见与他握过手的人脸上都有些异样,心里正不明白,就轮到我了。我一边伸出手去,说着“你好”,一边看这个矮汉子。不料手好似被门缝狠狠挤了一下,正要失声,矮汉子已去和另外的人握手了。男知青们要强,被这样握[...]
在中世纪结束时,麻疯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在社会群落的边缘,在各个城市的入口,展现着一片片废墟旷野。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地方就属于“非人”世界。从14世纪到17世纪,它们将用一种奇异的魔法召唤出一种新的疾病、另一种狰狞的鬼脸,等待着社会清洗和排斥的习俗卷土重来。
从中世纪盛期到十字军东征结束,麻疯病院成倍的增加,有麻疯病人的城市遍及整个欧洲。根据帕里斯的说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麻疯病院多达一万九千个。在1226年路易八世颁布麻疯病院法前后,法国官方登记的麻疯病院超过9千个。仅在巴黎主教区就有43个,其中包括雷纳堡、科尔贝、圣瓦莱雷和罪恶的尚布利(Cham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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