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式元首制可谓是“精致的虚构”政体。用更为严谨的话来解释，“皇帝”仅仅是罗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将士们效忠的对象，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们不用宣誓效忠“皇帝”。元老如若担任军职，则有宣誓效忠“皇帝”的义务，然而如若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只是普通元老的话，他则不用宣誓效忠“第一公民”或“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缩略语“S.P.Q.R.”（罗马元老院与公民）可以看出，元老院与公民才是罗马权力的来源，而“第一公民”仅仅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个人”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可是，无论怎样，我可能都不会知道我真正想知道的——对于它，一条在我们身边长大老死的黑狗，在它的眼睛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就这样活着有意思吗。

这个和约并非同盟条约，只是相互约定彼此维持友好与和平关系。成王败寇这样一种观点牢牢扎根于东方人的思维之中，换言之，对于同盟关系他们毫无概念。

是個中等身材的黑發青年，黑框眼鏡，不說也看不出來是外國人，額角很高，露齒而笑，鼻直口方，幾乎可以算漂亮。

“赖大哥，你老远跑来我们这里过个年，偏偏还要花大钱——又是酒，又是鸡，还有那对大蜡烛，亏你怎么扛来的。”

刘营长太太端着一只烧得炭火子爆跳的铜火锅进到厅堂来，一面对坐在圆饭桌上首的一位男客笑着说道。刘太太是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穿了一身黑缎子起紫团花的新旗袍，胸前系着一块蓝布裙，头上梳了一个油光的发髻，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却描了一双细挑的眉毛。她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粘牙齿似的。

“不瞒你弟妹说，”那位姓赖的男客拍了一下大腿说道：“这对蜡烛确实费了我一番手脚呢，台南车站今天简直挤得抢命。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一年难得上来看你们一次，这个年三十夜定规要[...]

公民人口的调查让屋大维再度认识到罗马共和体制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恺撒一早就预见到了。

为什么会有“局限性”一说呢？因为罗马共和体制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召集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如果公民人数如此不断地增加，能够来首都罗马参加大会、行使权利的人数比例势必减小。这样的话，所谓的人民的意见，不过是少部分人的心声而已。更何况在公元前1世纪，除了本国的公民，罗马的统治者还需要管理人口数量超过罗马10倍的行省居民。

来竹峰寺的头两天，我睡得足足的。从来没那么困过。那阵子心里烦闷，所谓“闷向心头瞌睡多”，有它的道理。山中的夜静极了。连虫鸟啼鸣也是静的一部分。头两天，只是睡。白天也睡。白天，寺院中浮动着和煦的阳光，庭中石桌石凳，白得耀眼，像自身发出洁白的柔光。屋瓦渐渐被晒暖。这是春夏之间。我躺在一间仅有一床一桌的客房的床上，想象自己是个养病的病人，虚弱又安详。多少年没睡过那样的好觉了。像往一个深潭里悠悠下沉，有时开眼看看水面动荡的光影，又闭上。睡到下午四点多，实在不好意思了，起来吃了点面条，开始在寺中转悠。这时他们正在做晚课。每个寺庙的晚课内容不尽相同，竹峰寺的不算长，也不短。三个人在大殿里嗡嗡念诵，音节密集[...]

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中不足之处。它无法保证利润会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是以公平的方式分配。而且相反的是，因为人类有追求利润和经济成长的渴望，就会决定盲目扫除一切可能的阻挠。等到“成长”成了无上的目标、不受其他道德伦理考虑的制衡，就很容易衍生成一场灾难。有一些宗教（例如基督教和纳粹）杀害了数百万人，原因是出于仇恨。然而，资本主义也杀害了数百万人，原因则是出于冷漠和贪婪。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的原因，并不是欧洲人对非洲人有什么种族仇恨。而那些买了股票的民众、卖了股票的证券营业员、管理奴隶贸易公司的经理，压根儿就不曾把非洲人放在心上。甘蔗庄园的园主就更不用谈了。很多园主根本住得远在天边，他们唯一关心关于庄[...]

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洁白无邪，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件事绝非特例。像是前一章提过的孟加拉地区大饥荒，也是出于类似原因：英国东印度公司比较重视的是自己的利润，而不是1000万孟加拉地区人的生命。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行动，后面出钱的也是一群善良的荷兰人，他们爱孩子，会捐钱给慈善事业，也懂得欣赏好音乐和好艺术，但他们就是没感受到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这些地方人民的痛苦。随着现代经济成长，全球各地还有无数的大小罪恶和灾难正在上演

然而，如果讲到最极端的情况，相信自由市场的概念其实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天真。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毕竟，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任”，而信任这种东西总是得面对种种的坑蒙拐骗。光靠着市场本身，并无法避免诈欺、窃盗和暴力的行为。这些事得由政治系统下手，立法禁止欺诈，并用警察、法庭和监狱来执行法律。如果国王或政府行事不力，无法做到适当的市场规范，就会失去信任、使信用缩水，而经济也会衰退。

资本和政治这两者的紧密相拥，对信贷市场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市场究竟能得到多少信贷，不能只看经济因素（例如发现新的油田、发明新的机器），而也得考虑政治事件的影响，例如政权更迭或是采取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诺瓦里诺战役之后，英国资本家投资高风险海外交易的意愿就更高了。他们亲眼证实，如果外国债务人拒绝偿还贷款，女王陛下的军队就会去为他们讨债。

正因如此，今天在判断某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时，经济体系是否健全远比天然资源的多寡更为重要。信用评级代表的是国家清偿债务的可能性。除了纯粹的经济数据外，也会考虑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因素。就算是拥有丰富石油蕴藏量的产油国，如果政府专制、司法腐败，信用评级通常也不高。这么一来，因为难以取得必要资金开发石油资源，很可能这个国家就只能这样坐在金矿上穷困度日。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某个国家虽然缺少自然资源，却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环境，以及公正的司法系统，它就可能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这样一来，就能以低廉的代价取得相当的资金，撑起良好的教育体系、发展出蓬勃的全新高科技产业。

虽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分别在1800和1858年由荷兰和英国收归国有，但资本主义和帝国的关系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是在19世纪变得更为紧密。股份公司不再需要自己建立及管理殖民地，而是由经理和大股东直接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与政治权力牵线接轨，直接由国家来帮忙维护利益。正如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批评家所开的玩笑，西方政府几乎就像是资本家的工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岛，岛屿数目上万，在17世纪初分别由几百个不同的王国、公国、苏丹和部落统治。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1603年首次来到印度尼西亚，当时纯粹只是为了商业目的，但为了保护商业利益、让股东取得最高利润，东印度公司开始攻击那些提高关税的当地政权，另外也与来自欧洲的竞争对手开始交战。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商船上配备大炮，从欧洲、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招募佣兵，建起堡垒，展开全面的战争和围城行动。这些做法我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些离奇，但在现代早期，民间公司雇用的常常不只佣兵，还包括将军、大炮、军舰，甚至可以直接雇用整支编制完整的现成军队。所以，等到像这样由一个民间企业建立起一整个帝国的[...]

荷兰到底是如何赢得了金融体系的信任？首先，他们坚持准时、全额还款，让贷款人借款给他们的风险降低。其次，荷兰司法独立，而且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