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虽然在整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福楼拜本人一直都听得到这对朋友之间默契的笑声，但是他的读者马上就忘记了。等到他读到最后时，提到两人逛妓院对他来说唤不起任何回忆；他听不到什么和弦细腻的音乐。

面对这一具有毁坏性的遗忘，小说家应当做些什么？他将不去管它，把他的小说像一座不可遗忘、不可摧毁的城堡一样来构建，尽管他知道，他的读者只会消闲地、快速地、健忘地浏览它，永远也不会居住进去

因为如果顺着这一思路想到底，所有那些历史著作所依存的证据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关于过去的确信又会变成什么？大写的历史本身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难道不是每天都在确信不疑地、天真地、自发地参照它？在不可置疑性（没有任何疑问，拿破仑兵败滑铁卢）那一道薄薄的边界的后面，有一个无限的空间在扩展，那是一个近似的、杜撰的、变形的、简化的、夸张的、被误解的空间，非真理跟老鼠一样，在那里交配、繁殖，变得不朽。

当某人引用您在某次交谈中说过的话时，您总是无法承认；在最好的情况下，您讲过的话也被粗暴地简化了，有时走了调（假如人们把您的讥讽当回事的话），更多的情况是，它们往往根本与您所想的或说的毫不相符。您不能因此感到惊讶或生气，因为这再也明显不过了：人被与过去分开（即使只是几秒钟前的过去），是由于两种马上就开始工作并通力合作的力量：遗忘的力量（它在抹去）和记忆的力量（它在转化）。

由这一句伪版本的话而引起的堆积如山的评论充分说明了文学理论的无聊：它在一部文学作品之前无能为力，就针对作者的心理，无限地重复着俗套。它对被我们称为记忆的东西来说，也颇为意味深长。

在从诞生到死亡划出的线上树立起的每个不同的观察站看去，世界都是不同的，而且在那里驻足的人的态度是会变的；假如不首先了解一个人的年龄，就无法理解他。

惊讶万分的西奥朗看着他过去的岁月，愤怒了（我继续引用他写于一九四九年的同一篇文章）：“灾祸是青年人所长。是青年人在鼓吹不宽容的教理，并将它们付诸行动；是他们需要鲜血、呐喊、骚动和野蛮。在我年轻的时代，整个欧洲都相信青年人，整个欧洲都将青年人推向政治，推向国家大事。”

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认为“资本主义和普遍的现代社会”的特点首先是“官僚主义的理性化”的社会学家。

随着行政管辖越来越宽，机构越来越庞大，它就必须雇用越来越多的职员，而在他们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糟糕的，或者很糟糕的。所以就必然发明一种体系，完成必要的操作，使得公务员参差不齐的能力不能损害它们，或减弱它们。里查赫接着说：“为了使我的思想更为清晰，我打个比方：一座理想的钟表必须这样制造，使得它一直能很好运转，即便换掉它的零件，将差的换成好的，好的换成差的。当然，这样的一座钟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行政就只能以这样一个形式而存在，否则，从它已经有过的演变过程来看，就会消失。”所以，人们要求的，不是一个公务员明白他的行政所负责的问题，而是他带着冷静，完成不同的操作，而不去理解，甚至不尝试去理解在周边[...]

于是我自问：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一丝怀疑，没有一丝犹豫，难道不就是因为愚蠢吗？一种自豪的、高贵的，像从大理石里雕刻出的愚蠢？一种忠实地伴随他们三个的愚蠢，正如从前一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伴随她的英雄们，直至死亡？

愚蠢究竟是什么？理智可以除去阴险地隐藏在美丽谎言之下的恶的面具。但是面对愚蠢，理智是无力的。它没有任何面具可以除去。愚蠢并不戴面具。它就在那里，无辜的，真诚的，赤裸的。而且是无法定义的

愚蠢丝毫也不降低一个悲剧人物的伟大性。它与“人性”不可分割，一直跟人在一起，到处在一起：不管是在卧室阴暗的光线中，还是在大写的历史灯火通明的舞台上

他们经常变换观点，并非因为有什么深刻的智力上的重新审视，而是像他们换领带一样，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领带的颜色。

他知道，噪音现象，不管它如何让他感到不舒服，终究是不值得感兴趣的。相反，自由、独立、民主，或者，从对立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剥削、不平等，那才是，一百个是，那才是严肃的概念，能够赋予一种命运以意义，将一种不幸变得高贵

然而，不管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他不去复制绣织在预先阐释的帷幕上的真理，他有着塞万提斯式的撕裂帷幕的勇气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对“消费社会”进行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评已经如此可笑地被现实超越，以至于人们今天都羞于提起它。因为还必须提到另一个普遍规则：现实是没有任何廉耻感地重复着的，然而思想，面对现实的重复，最后总是缄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