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这种爱憎强烈的忠奸矛盾的叙说，更符合当时和后来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习惯，更富有戏剧性，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接受

“先剿后抚”，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哪怕是极小的胜利，再与英军讲和。这反映出道光帝已经承认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想以妥协了结。从策略上讲，这种方法可使己方在谈判桌上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以制止英方漫天要价。但是，问题又在于“剿”得了还是“剿”不了。看来道光帝在前方将领的欺瞒下，对前方军情的了解，不那么透彻。

林则徐关于“水军”的设想，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并无军事史上的价值

原来，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他所提出的“深可焦虑”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现实存在的隐患。对此，不仅他本人为之莫解，清王朝也无人可为之解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的军费约2500万两，若包括来自民间的捐输银钱，当超过3000万两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到了此时，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刘韵珂思想深处间或尚存的那一点点战意，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一反平日乖巧的习气，不顾可能会忤逆圣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在该折的夹片中，再次请求启用伊里布。这位曾被他伤害过的老长官，此时在他笔下又被描述为：“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见者，止此一人。”

从1840年秋开始的战争，至1842年春浙东反攻失败，全部事实都已表明，清王朝在军事上绝无出路。东南各战场上的前敌主帅们，心里也已明白了这一点，却又不约而同地瞒着一个人，即在生死荣辱之门拨动他们命运的道光帝。殷鉴不远。不久前在京城进行的对琦善、伊里布的审判，两位“相国”皆被定罪。这如同遮天的黑云，蒙住了他们的心灵。还有什么比保住官位和性命更为重要的呢？

虚荣与骄傲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尽管字面上常常当作同义词用，一个人可以骄傲而不虚荣。骄傲多半不外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远在曹娥江以西东关镇扎营的奕经，闻前方军报，惊魂动魄，亟思逃跑。幕僚臧纡青竭力劝阻，方坚持一夜。3月16日晚，文蔚逃至东关镇，他得知战况，命文蔚退守绍兴，而其本人率部连夜西奔，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而他后来向道光帝陈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尖山一带的防务！

他选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为进攻时间，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的主将，来他个“五虎制敌”！

奕经又为何将剩下的6000清军的一半以上，在长溪岭、东关镇扎以大营呢？后来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1200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2000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臧氏的建议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伏勇散战法”，实有近代游击战争的韵味

纡青，为江苏宿迁县举人臧纡青，是奕经的“故友”，此次入奕经幕府，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经身为军事统帅，居然在“抚”“战”两策中游移，很是让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儿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内阁明发谕旨：“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琦善在此之前，经军机大臣等审判，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道光帝此次让琦善随奕经去浙江，是否意味着道光帝在“抚”“战”两策中也有游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