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死在自己的战位上，并没有因贪生而后退一步。在他们的督率下，也有一些清军兵弁在战斗中保持了高昂的士气。若对照清军平时的懦怯，可以说，裕谦战前激励将士的努力，已获成效。但是，此次战斗揭示出来的是，仅仅靠勇敢是不够的。

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在战斗中也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而他们所采用的战术，依旧是战舰轰击正面、陆军侧翼抄袭，并再获极大成功。

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

尽管主“剿”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尽管主“剿”人士的言论也主要是分析具体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为，这里面主要是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观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观念，一是理学思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难解难分的交叉关系

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

英军进攻厦门，本意在于用军事手段打击清政府，而要长期占领，就须占用为数不多的总兵力的相当一部分，且巴麦尊训令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他要的是舟山，而不是厦门。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

颜伯焘的这种无知，致使清军在第二阶段的交战中方寸大乱。据守石壁、炮台等工事的清军，本是以岸炮与英舰对敌的，突遭登陆英军的侧后来袭，仅有少数兵弁以鸟枪、弓箭、刀矛、石块相拒，甚至肉搏，大部分因战前毫无心理准备而见敌辄奔。从交战经过来看，本应具有较大危险性的登陆英军，似乎比其舰船还要幸运，并未遇到强劲的抵抗

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新任福建巡抚刘鸿翱根据颜伯焘的指示，在厦门失守后的第7天，上奏请求再拨军费银300万两！

这么多的银子堆上去，厦门的防御工程理应有较大的起色。有时间、能花钱，颜伯焘的实绩出众，实属他的机遇较他人为优。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

1841年9月5日，道光帝收到前叙奕山等人的奏折，自然无法看清局势之严峻，谕旨“加意防卫”，但仅仅局限于广东，同日并无给闽、浙、苏、鲁、直、盛京各沿海将军督抚同样的指示。大概道光帝仍认为，璞鼎查的“北驶”，仍不会出广东沿海的范围吧。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下发之日，正是英军攻陷厦门后主力再次北进之时。8天后，飞奔的驿马带来厦门失守的消息，道光帝大惊失色。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