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8月12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两天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北上的军事行动计划。8月21日，英军除留一部占领香港外，主力向北开进。8月22日，璞鼎查本人亦搭上了北攻的战舰。

英军此番的第一个目标，仍是义律策划已久，终未如愿的厦门。

英军撤离广州，主要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大体得以实现，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需休整，其中也包括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

英军为何退出广州，我在前节中已经说明，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之规定。据英方的文献，至6月1日，广州当局已经付清了600万元赎城费，城内清军也已撤退，英陆军司令郭富认为，协定已执行，遂下令撤退，撤退时还雇佣了由广州当局提供的800名民伕

这小子既好奇又懦弱，既无能又执拗，既愚蠢又狡猾，既干不出流芳百世的好事，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坏事，永远是一个惹麻烦、落埋怨的角色。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6月18日，道光帝收到了这份奏折。他虽然没有识破奕山的谎言，但毕竟从先前的“大兵兜剿”、“捦获夷酋”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英方的“桀骜不驯”使之由主“抚”转向主“剿”：一直到了杨芳奏称只要准许通商，便可达到和平时，仍不依不饶；此次，他似乎打算就此罢手，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

而在这份报捷奏折的最后，奕山又留了一条阴暗的尾巴，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

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奕山统兵无方、指挥无策。尽管他下令反攻十分仓猝，但即使清方不进攻，英方也早已决定进攻广州，至于其抄袭广州城北的战法，更是在1841年3月便已作出，当时奕山尚未到达广州

奕山的命令下得十分仓猝，甚至事先未与参赞大臣杨芳商量。此时仍幻想以通商换和平的果勇侯，得讯后大惊失色，拔剑奋呼：“事且败而局难收！”

5月11日，义律与余保纯会谈，一次付给三份照会，提出要求：一、撤退各省援军；二、撤回西炮台新设大炮；三、广州当局出示安民；四、奕山、隆文、杨芳联衔复照。次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

我认为，这绝不是画家在故作玄虚，也不是虚构的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一定是画家对实有其狗的小友的纪念。果然，后来我听说，画家在患难中身边的确有过这位小友，而它最后竟死在“四人帮”爪牙的棒下。“患难小友”！我想，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有些文学大师就曾经把孤独的人与狗之间的友谊作为题材写出过不朽的作品，譬如屠格涅夫和莫泊桑；而自然科学家布丰（Ｂｕｆｆｏｎ）也曾用他优美的笔触对狗做过精彩的描述。据他说，狗是人美最早的朋友，又说，狗完全具有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道德观念。也许这说得有些过分，不[...]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4月2日，他收到杨芳于3月17日发出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杨芳竟将3月16日凤凰岗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夸张成一大胜仗

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势下，杨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照会中有“公有战，我有守”一语，也有一些玉碎的气派。但是，杨芳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

就当时英军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乌涌炮台后，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攻下广州。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律不这么做？为什么他相反行事，于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战，呼吁谈判？

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